长期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大洋洲岛屿地区的华人移民问题的关注都是不足的。原因并不难寻。首先，相比东南亚与美洲社会，这里并非近代历史上华人移民的主要输入地，海外华人社会规模不大。其次，从传统的地缘政治争夺看，这些地区不仅偏远而且似乎无足轻重。再次，这里也并非改革开放后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1]然而，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认识也存在一些偏差。首先，从近代史上看，这里是最早接受华人移民的海外地区之一，而且华人移民的绝对数量也不可小视。其次，随着中国全球利益的发展与调整，大洋洲的战略地位不断上升，华人社会成为拓展我国影响尤其是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纽带与载体。再次，当前太平洋岛国社会普遍脆弱和动荡，而华人新移民群体已经卷入甚至激发了当地的许多问题，这给我国海外战略的实施提出了新任务乃至新挑战，因此加强对大洋洲岛屿国家华人移民社会的研究刻不容缓。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扼要梳理华人移民社会在太平洋岛屿地区形成与离散的过程，明确新旧华人移民群体的特点，分析当前岛屿社会中反华情绪的成因与本质，以引发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岛屿地区华人移民社会形成的历史

可以确信，早在西方殖民者抵达之前，中国与太平洋岛屿地区就产生了密切联系，尤其是在更靠近东南亚的美拉尼西亚地区。比如，1605年西班牙航海家曾经证明巴布亚新几内亚岛附近部分岛屿是“久与中国人通商贸易之地区”。^[2]然而华人成规模移民大洋洲地区并对当地产生影响则源自19世纪50年代之后的华工出国潮，最根本原因是中国被强行吸纳入欧洲列强构建的全球殖民体系，中国劳动力资源开始接受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调配。

华人向大洋洲地区移民及离散需要分类理解。从移民类型上看，第一类是以移民澳大利亚及新西兰为代表的“赊单移民”。^[3]这些移民数目巨大，难以精确估测，因为相对而言他们属于自由个体移民，即并非由殖民地的劳务公司所征募。从1851年开始，一直延续到1900年左右，在地移民数维持在5万人左右。第二类就是殖民地劳务公司直接出面征募的“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r）。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新约后，中国劳工出洋完全合法，于是从19世纪60年代起这种形式的募工便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广泛存在，俗称“猪仔”。^[4]被直接送往太平洋岛屿地区的华工大多就是此类契约工，近至巴布亚新几内亚，远至法属波利尼西亚的地区均是其目的地。原因大体有两个：第一是太平洋岛屿地区迟至19世纪中后期才相继沦为列强的殖民地，用工需求也就到那时才激增；第二是岛屿地区自然与生活条件更艰苦，不通过有计划地乃至强征雇工就无法引入劳动力。因此从移民直接输出目的地来看，华人在大洋洲的离散是先集中于澳大利亚，然后波及岛屿地区。当然其中亦有许多可能是从澳大利亚再移民至周边岛屿地区的。^[5]

以下是有关华人劳工在大洋洲岛屿离散的概况。^[6]

法属波利尼西亚：1861年，经由香港开始向此地输送契约劳工。在官方有确切记录的年份中，规模维持在320～350人/年。截至1931年，法属波利尼西亚人口中有华人4056位，约占当地全部人口的1/10。

法属新喀里多尼亚：1860年开始经广州和澳门开始输入中国劳工，至1870年总计约500人。1923年后逐渐递增，至1931年亚裔人口达到12000人，其中华人规模不详，但仅次于越南人和爪哇人。

斐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经由厦门和汕头招募华工，至1913年已经吸收4000余人，至1934年华人规模为1436人。

巴布亚新几内亚：英、德、荷属殖民地都曾输入华工。英属部分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有华工从澳洲被调入，荷属部分一直存在华人商贩，20世纪20年代后开始输入华人劳工，至1935年人数在3000人左右。德属部分1885年起经由汕头和香港开始输入华人工人，一度维持在2000人以上，1900～1914年累计又有3500人被招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属部分殖民地归澳大利亚统治，继续征召华工。20世纪20年代有华工2000人左右，商贩散工近1000人。至1935年，在当地注册的华人有1448人。

瑙鲁：1906年经由汕头开始招募华工，然后于1907年、1911年、1913年三次统一征召华工，累计又有3700多人。由于后续劳动力补充不足，至1921年仅剩597名华人。1922年开始又从香港招募华工，三年内招收近700人。后又断断续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