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城市病”（Urban Disease）或“大城市病”，实际上就是在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各个部分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一些负面效应，并在某些方面出现了严重的不良症状。在城市化过程中，发展不平衡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一般情况下，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只是表现为矛盾或问题，而不会导致“城市病”。但是，当这种不平衡发展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后，矛盾和问题越积累越多，程度越来越严重，最后演变为“城市病”。

“城市病”是一种通病，国内外大城市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中国许多大城市人口聚集能力显著增强，规模快速扩张，同时大城市所特有的一些“城市病”也开始发作，并制约着城市的发展。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政府均将治理“城市病”提上工作日程。为此，有必要考察一下国外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历过的“城市病”及治理实践，以便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借鉴。

一 国外典型大城市的“城市病”及其治理

因时代背景、具体国情和发展阶段不同，国外各大城市“城市病”的表现是互有差异的，其治理方法也是互有区别的。本文选择了伦敦、墨西哥城和新加坡三座城市，其分别代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华人世界的大城市，对这些城市进行案例分析，以便对国外大城市的“城市病”及其治理过程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一）伦敦

伦敦作为工业革命的策源地，既是近代工业文明的开创者，又是近代城市文明的奠基者。同时，伦敦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城市病”并饱受折磨的城市。

伦敦作为首都和港口城市，一直是英国最重要的商贸中心。在18世纪英国取代荷兰成为国际航运和贸易主导者后，殖民地市场的开拓和海外贸易的扩大，催生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也推动了伦敦的发展。工业化进展迅猛，吸引着周围农村地区的人口大量地向城市集中，使得伦敦的人口规模快速扩大：1545年只有8万人，1700年增长到67万人（一举超过巴黎成为欧洲第一大城市），1801年上升到80万人，1841年骤增到180万人，1861年增长到280万人，1878年增长到358万人，1901年增长到658万人，1939年达到顶峰为860万人，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繁华大都市。

工业化及其伴随的城市化进程如此迅猛，所带来的成就和福祉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而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由于缺乏经验和认识，同样让人措手不及。尤其是在工业化早期，伦敦的发展具有很大的盲目性，问题百出。同时，英国政府长期奉行自由放任的政策，对城市发展未进行有效干预和调控，也使问题越积越多，愈演愈烈，以致出现了“城市病”^[1]。

1.“城市病”的表现形式

（1）就业困难。在工业化早期，英国工人的失业率很高。据亨利·梅林的调查，当时仅1/3的工人能够充分就业，另1/3处于半就业，剩下的1/3则完全失业^[2]。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期间，往往有数十万工人失业，大多沦为乞丐。受工业革命排挤而失去工作的手工业者，处境更糟。

（2）劳动条件恶劣。在工业化早期，英国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都在12小时以上，有时为15～16小时。工人到了工厂就像进了兵营或监狱，要受到监工的严密监视。女工和童工的境遇更差。在许多情况下，对童工仅提供食宿，没有工资。棉纺厂的女工，通常每天14个小时被禁锢在高温环境中，空气流通不畅，到处飞舞着棉毛尘埃，对身心的摧残非常严重。

（3）住房短缺。在工业化初期，有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使得城市原有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堪重负，尤以住房最为紧缺。工厂主只关心如何以最少的代价赚取更多的利润，根本不愿意在改善工人居住条件方面投入资金。虽然有房地产商在建造住房，但主要修建利润更高的高档住宅，而底层工人的住房几乎无人问津。工人们只能居住在条件很差的棚户区内，形成“贫民窟”。在19世纪中叶，伦敦上万人聚居的“贫民窟”就有20个以上。“贫民窟”里的房屋非常简陋，采光、通风及卫生条件极差。尤其是地下室，阴暗潮湿，空气不流通，环境特别糟。伦敦圣詹尔士一带的“贫民窟”被人们称为“乌鸦窝”，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对其曾做如下描述：“这里有1400幢房子，里面住着2795个家庭，共约12000人。安插了这么多人的空间，总共不到400码（1200英尺）见方的地方。由于这样拥挤，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