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现象自古有之，新媒体环境下，网络谣言更是层出不穷，屡屡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推波助澜，影响着事态的发展演变。在网络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信息传播效率极大增强，谣言出现、消解及产生后续影响的周期也在迅速缩短，考验着公众对信息的判断能力与社会管理者的应对能力。基于此，本文试图回答网络谣言传播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又有着怎样的机理，政府在突发公共事件中面对网络谣言时有何反应等问题。

一 网络谣言传播相关研究综述

网络传播崛起以来，基于网络特性，谣言传播速度快、影响覆盖面广等特征更为明显，而受众构成的复杂性也为谣言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近年来，网络谣言在不少公共事件中频频出现，对事件的发展演变造成一定影响，学术界对网络谣言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

1.国外研究

目前国际上对网络谣言的主流研究思路多为借鉴流行病传播、病毒传播，利用不同的传播模型模拟谣言传播，以追踪和回溯信息源、实时监测鉴别谣言信息。如有研究利用特定算法追踪网络谣言信息的传播源头，并可以检测、预防信息蔓延。^[1]Seo E.等人的研究则证明了在社交网络中，如果设置足够多的观测节点，完全可以高精确度地识别大多数谣言的信息源。^[2]

在对网络谣言传播模型的研究中，模型中种群内的个体被抽象为几类，每一类都处于一种典型状态，其基本的状态包括：易染状态（Susceptible，S，又称健康状态）、感染状态（Infected，I）、被移除状态或免疫/恢复状态（Recovered，R）。目前研究最彻底、应用最广泛的为SIR 模型（易染群体被感染后恢复健康并可免疫）^[3]和SIS 模型（易染群体被感染后再度易染）^[4]。Sudbury 最早借鉴SIR 模型研究谣言的传播，在同一村庄中随机选取两人间电话通话内容做实验，结论得出舆论最多只能传递到80%的人群。^[5]研究者认为，由于谣言一旦被识破，人们自然会具有免疫力，不再相信和传播。

就不同类型、特征的谣言而言，除上述SIR和SIS模型外，研究者们还发现了其他若干传播模型以适应不同的传播环境，如利用SIRS模型分析免疫期有限、可能会重复出现的谣言^[6]等。这些传播模型对于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传统谣言传播网络适用，对目前虚拟网络中的谣言传播同样适用。如Jin等人通过SEIS（susceptible，exposed，infected，skeptic）模型对事件中出现在Twitter平台上的新闻信息和谣言信息实现了区分，并尝试加以实时辨别。^[7]

不同平台的网络谣言研究方面，如Garrett在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后立即进行全国电话调查，发现谣言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朋友/家人更容易被相信并与他人分享，而从这些信息流通和信仰中表现出了公众强烈的政治偏见。^[8]Yuko Tanaka等人通过对2011年日本地震后推特平台上的10条谣言信息和辟谣信息进行评价实验，分析发现在灾后的社交媒体上，谣言传播与其信息重要性相关，而与准确性和焦虑感并无关联。^[9]

2.国内研究

2002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网络谣言与新闻真实》是目前可检索文献中首次对网络谣言进行专门研究的著作，作者潘相国对网络谣言的特征、传播等作出了系统梳理，认为其对新闻真实带来极大危害，进而提出控制网络谣言、维护新闻真实的建议方案。^[10]

然而，尽管黄爱萍教授的《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与传播形态初探》一文在2003年才发表，但其刊发于网络空间后以更大的影响力被视为国内学者对网络谣言研究的经典之作，文章系统研究了网络谣言的形态特征并分析了谣言产生的社会基础，提出了相应的应对措施。^[11]此后，巢乃鹏和黄娴对网络谣言应对策略的研究亦较具代表性，作者从谣言的源头、受众、中介环境三方面解释谣言产生的原因，通过研究网络谣言的传播特点和过程，提出了对网络谣言的控制策略。^[12]由于研究较早且相对全面系统地论及了网络谣言各基本要素，上述两篇文章成为国内谣言研究中引用率极高的文献。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网络谣言的研究逐渐丰富，从信息传播的各个环节、要素对网络谣言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剖析。

谣言阶段研究方面，如陈虹和沈申奕的研究从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特点出发，指出新媒体所带来的信息证实危机造成加速谣言流通、扩大传播主体、弱化把关控制等影响，研究将谣言传播阶段划分为形成期、高潮期和衰退期，认为其传播特征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