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调查以居民的社会信任中的制度信任为核心，旨在探索居民对社会的总体信任程度、对各个部门及机构的信任度的评价，并基于调查结果为有关部门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社会信任包含人际信任及制度信任两大维度。中国传统社会以自然经济为导向，处于关系本位社会阶段，人际之间的信任是社会信任关系的核心构成要素；而随着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人际交往的效力被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社会环境所削弱，相反对制度的信任变得愈发重要。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社会信任的核心指向制度信任。制度信任中暗含的规范以及对他人的道德约束力使得共处于相同制度中的人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因此，制度信任依赖于对社会制度规范、法律法规约束力的信任。制度信任本身并不是信任的制高点，其依然是为人际信任的最终实现做基础。

一 居民的社会信任感分析

1.居民社会信任感高于“一般”水平

居民对社会的信任程度进行评价，1～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居民社会信任感评分如图1所示。选择对社会信任程度一般的占比最高，达39.2%，选择比较信任的占比居第二，达34.7%。剔除不清楚选项，居民社会信任感平均值为3.24，单样本均值t检验结果（t=8.530，p＜0.001）表明居民对社会的总体信任程度评价显著高于一般水平。

图1 居民社会信任感评价示意图

年龄越大，社会信任度评价越高。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居民年龄与社会信任度呈正相关，r=-0.15，p＜0.01。受访者年龄越大，对社会的信任程度越高。同时也说明年轻群体对社会的信任程度较低。

文化程度越高，社会信任度评价越低。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居民文化程度与社会信任度呈负相关，r=-0.13，p＜0.01。受访者文化程度越高，对社会的信任程度越低。

收入越高，社会信任度评价越低。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居民收入与社会信任度呈负相关，r=-0.16，p＜0.01。受访者收入水平越高，对社会的信任程度越低。

性别及户籍因素不影响居民社会信任度评价。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男性与女性居民、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居民的社会信任度评价无显著差异。

2.地域因素：三线城市居民社会信任度高于一线、二线城市居民；东部城市居民社会信任度低于西部城市居民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一线城市居民社会信任度（M=3.16）评价低于二线（M=3.27）及三线城市（M=3.41）。一线、二线、三线城市居民对社会信任度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F=3.031，p＜0.05。LSD两两比较发现，三线城市居民社会信任度评价显著高于一线及二线城市（p＜0.05；p＜0.05）。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城市居民社会信任度评价（M=3.22）低于中部（M=3.28）及西部城市（M=3.42）。东部、中部、西部城市居民对社会信任度的评价存在显著差异，F=4.015，p＜0.05。LSD两两比较发现，东部城市居民社会信任度评价显著低于西部城市（p＜0.05）。

地域因素造成的差异反映了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社会信任度低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居民。

3.居民对公共事业单位信任度最高，对非政府组织、商业企业信任度最低

居民对政府机构、媒体、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非政府组织、商业企业分别进行信任度评价，1～5分分别代表非常不信任、不太信任、一般、比较信任和非常信任。居民对各机构、部门、单位的信任度评价均值如图2所示。居民对公用事业单位或部门信任度评价最高，均值为3.11，单样本均值t检验结果（M=3.11，t=8.530，p＜0.001）表明居民对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的信任度评价显著高于一般水平。居民对政府机构与媒体信任度评价的平均值分别为3.00和2.98，单样本均值t检验结果（t=-0.074，p＞0.05；t=-0.481，p＞0.05）表明居民对政府机构与媒体的总体信任度评价与一般水平无显著差异。居民对非政府组织、商业企业信任度评价最低，均值分别为2.86和2.86，单样本均值t检验结果（M=2.86，t=-4.260，p＜0.001；M=2.86，t=-5.525，p＜0.001）表明居民对非政府组织、商业企业信任度评价显著低于一般水平。结果显示居民对政府直接组织监管的机构和单位的信任度高于非政府监管的机构和单位。

图2 居民对机构、单位、组织的信任度评价

（1）性别差异：女性对政府机构信任度高于男性。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男性与女性对各部门的信任度评价大体相似，但女性对政府机构信任度评价显著高于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