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2012～2013年连续两年低于8%的GDP增长速度，围绕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会出现断崖式下降的争论再起。中国上市公司更是自2010年以来就开始遭遇自身的发展困境。一方面，严重的生产过剩不断压低上市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另一方面，长期攀升的杠杆率又造成上市公司债务利息率居高不下。这两方面因素相结合势必会阻碍上市公司顺利进行资产扩张。无论是经济增长放缓还是上市公司发展困难，都与中国市场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后起经济体，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首先遭遇到的是成熟的大众市场。这样的大众市场发展更多地带有从小到大的特征，企业只要能够成功地实现规模扩张，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就足以同时开拓市场。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的三大机制，即增值税制、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以及企业通过培育全产业链来获得干中学效应的发展战略，也由此收到支持企业资产规模扩张和加速经济增长的奇效。然而，随着2003年以后经济赶超任务的加速完成，成熟的大众市场日趋饱和，并开始出现差异化需求市场。在新的市场需求条件下，由于提供的是从无到有的新产品或新服务，企业只有首先开拓具有足够规模的竞争性市场，成功消化高昂的创新成本，并分散创新风险，才能有效提升相应的价值创造能力。考虑到存在可能造成创新活动间信息传递距离过长，特别是横向信息流动困难的固有弱点，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却成为引入技术创新的网络模式，并形成能够满足差异化需求的竞争性创新市场的严重障碍，根本适应不了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时代要求。很显然，原有经济体制与新的市场结构之间的不匹配成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放缓和上市公司发展困难的体制根源。因此，本报告拟从市场结构变化的视角，初步探讨中国上市公司在提升基于技术创新的创值能力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体制改革对策。

一 大众市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与政府动员性市场经济体制

主流经济学观点认为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从存在人口红利的禀赋条件出发，选择可称为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增长方式在性质上属于由外部技术引进推动的国内要素和资本积累，干中学则构成了其核心增长机制。^[1]同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增长方式相适应，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还发展出极具资源动员能力的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发展这样的市场体制，就是为了加速投资和增长，突破低收入水平贫困陷阱，实现经济起飞。中国2003年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开始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标志着经济赶超任务正在加速完成。随着其后国内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以及与世界技术前沿差距的缩短，我国越来越可能面临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要求及时实现向技术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通过综合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消化经济增长成本。很显然，主流经济学观点主要从低要素成本和经济增长阶段角度来阐释中国选择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和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的合理性，并指出其弊端集中于跨期错配引发的风险和成本。

然而，上述分析方法却忽略了市场结构对体制选择的决定性影响，甚至可能误导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方向。作为一个后起经济体，中国企业首先面临的是样本数量众多的成熟市场。由于在这样的大众市场中，企业经济活动更多地遵循泊松分布的随机过程（在极限条件下，趋近于正态分布），这就为通过大数定律分散风险提供了可能。很显然，在这样的市场需求条件下，市场发展只不过是代表性消费者规模扩张的过程。企业只要能够成功地实现规模扩张，有效降低生产成本，就足以同时开拓市场。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的三大机制，即增值税制、国家隐性担保下的信贷扩张以及企业通过培育全产业链来获得干中学效应的发展战略自然也会收到支持企业资产规模扩张和加速经济增长的奇效。

二 差异化需求市场、企业创值与中国增长方式转变

随着2003年以后经济赶超任务的加速完成，成熟的大众市场日趋饱和，特别差异化需求市场开始出现。正在变化的市场结构不仅使中国企业迅速跌入报酬递减的窘境，而且还会造成政府动员性市场体制逐渐失去推动企业扩张和经济增长的魔力，转而成为提升企业基于技术创新的创值能力、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严重障碍。与成熟的大众市场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