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正义与发展党于2002年11月成为执政党以来，土耳其外交实现了重大转型，开始奉行积极独立、东西兼顾的外交政策。土耳其外交转型的基本动因在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改变、地区形势愈加错综复杂、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稳定以及外交决策机制不断改进。具体表现为：在国际层面上，随着单极世界秩序走向终结，土耳其等新兴崛起国家开始在国际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地区层面，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宗教和族裔“断裂线”凸显，土耳其曾经坚持的地区孤立主义和不干涉政策已经难以为继；在国内政治层面，土耳其经济快速发展，政局相对稳定，理顺了文人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加快同库尔德人进行民族和解，以加入欧盟为契机推动国内民主改革等，这使得土耳其模式的吸引力开始显现；在外交决策机制层面，公众意见和利益成为外交政策的重要参考，而经选举的文官取代军方成为外交决策的主要制定者。以上因素极大地推动了土耳其外交转型。

土耳其外交转型的最突出特点在于提出“与邻国零问题”的外交政策，积极同邻国发展贸易关系，加强与海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不断对中东地区的冲突进行外交斡旋，这些都表明土耳其已经成为中东地区甚至是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与此同时，土耳其同西方的关系也不断调整和发展，美国仍然是土耳其外交战略的基石，欧盟仍然是土耳其外交战略的目标，而以色列仍然是土耳其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撑。本文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土美关系历史；第二部分为土欧关系历史；第三部分为土以关系历史。

一 土美关系历史

美国是土耳其外交战略的基石。在60多年的交往中，土美关系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周期性。土美关系的历程可以根据不同时代进行划分，而每个时代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土耳其国内外局势的变化。第二，复杂性。土美关系的基调是互信和互疑相伴，双方在较多时候无法理解对方。第三，持续性。土美关系的特征是延续与断裂共存，延续为主，断裂为辅。^[1]

1.土美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

土美两国外交关系可以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时期。19世纪上半叶，奥斯曼帝国在美国的形象是拥有神圣领土的帝国。许多前往奥斯曼帝国的美国人，尤其是牧师为了能将圣水带回美国而兴奋不已。然而到了19世纪下半叶，受欧洲思想影响的美国人开始对奥斯曼帝国及伊斯兰教产生偏见，转而纷纷在帝国内建立传教学校。与之相反，生活在20世纪末的土耳其人则将美国想象为一片充满机遇的沃土，不断向美国移民。尤其是在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的委任统治成为土耳其精英羡慕的政治选择之一。^[2]

1945年之前，虽然土耳其一直秉持中立主义的外交政策，但土苏关系要比土美关系更为密切。在土耳其独立战争期间，苏联提供武器和金钱以支持土耳其的民族解放事业。1923年土耳其建国后，苏联继续同土耳其合作，双方都希望保持现状，确保国内稳定，维护国家安全，试图恢复大国地位。直到1945年，前土耳其外交部部长陶菲克·阿拉斯（Tevfik Rüstü Aras）还不断主张以国际组织、土苏特殊关系和英美特殊关系为基础构建集体安全体制。^[3]与此同时，由于在地理上相隔较远，文化交流相对较少，经济合作基础比较薄弱，加上双方各自采取的中立外交政策，土美两国直到二战时才建立密切的联系。

二战后，国际体系向美苏争霸局面演进，世界其他国家无力在两大集团内保持平衡，只能选择其中一方。在土美俄三角关系中，土俄矛盾一直就存在。早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俄土之间就多次爆发战争。俄罗斯觊觎土耳其的战略地理位置，但也导致土耳其人对俄国的恐惧和仇恨情绪加剧。1945年夏，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为了控制东欧，企图将连接地中海和黑海的战略要地——博斯普鲁斯海峡控制在自己手中，因而提出由土苏两国共管海峡，允许苏联在海峡建立军事基地，并且要求土耳其割让卡什（Kars）和阿达汗（Ardahan）两省的领土给苏联。^[4]这些要求再次引起土耳其人的反俄情绪，土耳其坚决拒绝苏联的这些要求，同时开始寻求美国的保护。由于双方面临共同的安全局势及战略需求，土美建立起联盟以应对苏联的威胁。

在20世纪50年代，土美两国战略同盟关系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土耳其被纳入马歇尔计划。二战结束前，美国曾默认苏联将土耳其纳入其势力范围。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