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埃尔多安政府外交理论的演变

正义与发展党（Justice and Development Party，AKP）^[1]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这尤其体现在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政策上。土耳其的外交政策经历了对中东邻国不作为的“零问题”外交政策到“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的转变，从而对中东地区的努力更具建设性。正如其外交政策摘要所言，“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制定的‘对内安定、对外和平’。土耳其具有广阔而富有建设性的视野，致力于运用一切手段和潜能来实现这一目的。土耳其将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不仅捍卫国家利益，而且还有助于实现人类的共同目标”^[2]。

正发党执政以来，土耳其的外交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修正、转变的过程；但总体上，外交战略的东向是其趋势，这一趋势在“阿拉伯之春”之后更加明显。埃尔多安政府依据当前世界和土耳其国内局势的发展，逐渐制定了新的外交政策和准则。土耳其的政治精英们认为，当前世界处在新旧国际体系的更替之中，旧的国际体系已经瓦解，而新的国际体系尚处于形成之中，土耳其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具有新的挑战；各个国家和世界不同地区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加剧，因此世界各国所面临的问题的同一性也有所增强，尤其是处于动荡之中的中东地区。“土耳其要从伊斯兰传统和奥斯曼帝国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共处的历史经验中汲取灵感，以包容的、超越对抗的观念看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此外，还应该平等地处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通过经济整合、政治和文化对话以及外交方式解决地区冲突，推动建立各国广泛参与的、公正的国际体系和多元力量的和平共存”^[3]。

1.“零问题”外交政策

由于土耳其居民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与中东地区在文化心理和地理亲缘关系方面存在着诸多的联系，因此，埃尔多安政府所推行的“东向”外交政策及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亲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立场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此同时，土耳其所推行的传统的“西向”外交政策及致力于发展与西方大国关系的外交原则也不利于当前土耳其外交空间的扩展和话语权的增强。因此，正发党政府改善并发展同中东地区各国的关系会给土耳其带来更大的战略利益。艾哈迈德·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提出了“战略深度”（Strategy Depth） 的外交概念。“战略深度”外交思维是立足于土耳其历史与现实以及纵深的极具重要性的地缘战略而阐发的。我们都知道，土耳其历史上曾是奥斯曼帝国的所在地，创造了巨大的成就；从地缘战略上来说，土耳其地处欧亚大陆的交会处，控制着黑海的出海口，是沟通欧亚、东西方及俄罗斯与外界的桥梁。因此，“土耳其不应该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地区性的国家，它不仅应该在中东及阿拉伯地区发挥实质性的影响，更需通过远大的构想和战略，借助与周边地区共同的安全利益、相近的地缘关系和共同的宗教信仰，以此使本国的影响力向外围扩展”^[4]。此外，土耳其还应树立争当世界大国的宏伟目标和战略构想，在国际事务中，土耳其应改变自己作为西方大国追随者和执行者的角色，积极地充当国际事务的参与者；另外，土耳其“不应该将自己定位为连接东西方桥梁的角色，这样容易使其成为实现其他国家战略利益的工具”^[5]。

达乌特奥卢所提出的“战略深度”外交思维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主张土耳其实行“睦邻”的外交政策，求同存异，以减少与邻国的分歧。以“零问题”为原则处理与邻国在各方面的关系，以“对话和合作”来代替“对抗和冲突”，这有利于土耳其国内稳定并有效地控制库尔德地区。认真分析土耳其“零问题”外交政策后，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施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一是可以拓宽土耳其与中东及阿拉伯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合作；二是使周边国家认识到土耳其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此外，还可以使土耳其改善其地区与国际安全环境，增强国家安全，扩大地区及国际影响力”^[6]。此外，土耳其还推行了多元化的外交政策，改变以往战略重点放在西方的外交策略，扩大了土耳其的外交空间。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土耳其“零问题”外交政策并没有偏离土耳其一贯的外交策略和土耳其的立国思想“凯末尔主义”（Kemalism），“零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