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内安定、对外和平”是自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以来土耳其一直遵循的外交指导原则。^[1]无论是在共和国成立初期、战争年代、冷战时期还是21世纪新时期，土耳其都坚持以这一外交原则为核心，根据不同国际局势和国家利益对外交政策进行适当调整。

土耳其地处欧、亚、非大陆之间，北有黑海，南临地中海，西临巴尔干地区，东靠伊斯兰世界，并且扼守战略要地博斯普鲁斯海峡，堪称欧亚的门户，其特殊而又优越的战略地理位置赋予了它选择的权利。当然，这一地区同样汇集了各种利益与风险，因而如何制定以及制定何种外交政策对土耳其的国家命运至关重要。自建国始，土耳其就一味奉行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希望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摆脱伊斯兰世界的当代欧洲文明国家。虽然历经多代人的西方化改革取得明显成果，但土耳其“向西看”的战略并未赢得西方的认同，反而造成自身的身份认同危机，因为其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加入欧盟仍遥遥无期。随着土耳其经济实力的提升、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增强和传统伊斯兰文化的复兴，土耳其逐渐将目光转向与它有更多历史联系的中东伊斯兰世界、中亚突厥世界，甚至是相距更为遥远的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在世界快速发展、国际局势交错复杂的全球化时代，土耳其更要从全球视角来分析国际动态。随着自身综合实力的增强，土耳其期望能摆脱对西方的依赖，实行独立自主、东西兼顾的外交政策。为此，土耳其有意“向东看”，借以平衡“向西看”所遇到的阻力，实现其外交政策的亚洲转向。

土耳其外交部部长达乌特奥卢（Ahmet Davutoğlu）是土耳其外交新战略的主要设计者，该战略包括以下五个基本原则。其一，建立自由民主与国家安全的联系。其二，“与邻国零问题”外交政策（Zero Problems with Neighbors）。同邻国改善并建立友好关系可以为土耳其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提升土耳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并为土耳其积极开展外交斡旋赢得更多回旋余地。其三，多维度与多轨道的外交政策。土耳其将积极参与中东事务，在中东地区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继而成为国际新秩序的构建者和全球治理的新行为体。在新的国际秩序下，土耳其不应该成为问题的根源，而要成为一个提供解决思路的来源，成为地区事务甚至是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其四，开创或者建立新的外交风格、方式及话语。凭借其独特的身份界定，土耳其既可以采用西方的价值观和原则，从欧洲视角探讨欧洲的未来，又可以在不否定其东方身份的情况下参与东方或亚洲事务。其五，实施动态外交策略（Rhythmic Diplomacy）。为应对瞬息万变的周边、地区甚至国际局势，土耳其也应以动态外交策略取代静态外交策略，开展包括高层频繁互访在内的穿梭外交，这将会有效地提升土耳其的外交实力。^[2]

自21世纪初期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之后，土耳其推行了诸如“与邻国零问题”等外交政策，开始频繁同中东、中亚和东亚等国加强往来，这被中国外交学界称为“向东看”或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亚洲转向”^[3]。其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亚洲经济全面崛起，无论在发展速度还是在体量上都大有赶超西方之势。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亚洲经济开始腾飞。南亚经济迅速发展，而东亚与东南亚占世界生产量的比重也由20世纪80年代的17%一跃上升到21世纪初的30%。^[4]第二，亚洲国家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问题上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第三，土耳其与亚洲诸多地区具有密切的文化联系，如在南亚、东南亚地区的穆斯林问题以及在东亚地区的突厥问题上，土耳其都有强烈的使命感，积极参与该地区事务。随着亚洲地区经济力量的迅速增强、政治力量的不断壮大，加上地区核力量的增加，世界格局逐渐由欧洲—大西洋地区倒向亚洲—太平洋地区。^[5]同时，土耳其也看到亚洲发展的蓬勃生机，同亚洲国家进行全方位交往不仅对土耳其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对土耳其实现地区大国和世界强国梦都带来极大的动力。

由于亚洲地域广阔，加上土耳其对中亚的关注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开始，因而本文将不涉及土耳其与中亚地区的交往史，而是重点关注土耳其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诸国的关系。本文旨在通过细致梳理土耳其与相关国家的交往历史，从而观察其“亚洲转向”外交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