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始于“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土耳其人文交流曲折史

中土两国位于古“丝绸之路”的东西两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把中土两国人民相连，促进了中土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如汉语的“茶叶”“瓷器”“水”“衣服”等日常词汇被土语吸收，中国的十二生肖、皮影戏等传入土耳其且流传至今，在土耳其托普卡帕宫博物馆里陈列着中国宋、元、明、清时代的上万件珍贵瓷器与拜占庭帝国时期的王侯袍服。其中，绘制着赤壁图与苏东坡《赤壁赋》的稀世珍宝瓷器，用中国绸缎制作的王公大臣的袍服等，都是研究中土古代人文交流最宝贵的文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土耳其的托普卡帕宫博物馆，就是中土建筑文化有机融合的艺术殿堂，其门檐彩画和中国故宫的山水彩画的构图着色、笔调风格十分相似，是中土两国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友好交往的又一佐证。作为历史名城的伊斯坦布尔，因位于古代“丝绸之路”的西端，中国的瓷器、丝绸等商品与四大发明等技术均经丝路商道到达伊斯坦布尔，再由土耳其人传至欧洲，因此，伊斯坦布尔被马克思称为“沟通东西方的黄金桥梁”。作为中土共同文化遗产的代表，“阿凡提”形象一直在中土民间艺术作品中广为流传，并演绎成一种泛文化现象，对促进中土文明交流和互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丝绸之路”东西两端国力强盛的两大国家，中国和土耳其自古以来就以和平方式开展文明交往，柔软的丝绸成为发展中土关系的重要纽带，但其间充满艰辛与曲折。

朝鲜战争爆发后，作为美国铁杆盟友之一的土耳其，曾派一支部队参加了美国领导的“联合国军”，土耳其士兵曾与中国人民志愿军激烈交战，两个古老民族在现代史上的首次相遇，竟是在朝鲜战场上的武力相接，从此双方形成了彼此间的负面形象。在中方看来，土耳其一直就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土耳其人也一度把中国曲解为“邪恶之敌”、共产主义的“幼稚信仰者”等。此次交战经历，在两大民族心里均形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1971年建交后，中土关系回到友好往来的历史轨道，政治、经济、人文等各领域的合作均取得了可喜成就：1973年，中国组团第一次参加了土耳其伊兹密尔国际博览会；1974年10月，土耳其阿纳多卢国家通讯社社长访华，与新华社签订“新闻合作协定”；1978年6月，时任外长黄华首次以中国外长身份访问了土耳其；1979年，中国首次派出了一个由97名表演艺术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土耳其，进行巡回演出。不久，中土两国签订了《1981～1982年文化交流计划》，进一步促进两国在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广播、电视和体育等领域的合作；1981年，北京各界人士怀着敬佩之情集会，纪念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凯末尔一百周年诞辰；1993年11月，中土签署“文化合作协定”，内容包括文化、体育、教育、新闻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2001年12月，两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旅游局和土耳其共和国旅游部关于中国公民组团赴土耳其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土耳其成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2008年12月，中国作家代表团首次出访土耳其，拜访了土耳其作家联合会成员，与土耳其部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进行了座谈^[1]；2010年10月，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土耳其，宣布构建“中土战略合作关系”，标志着中土关系进入历史新时期。

尽管中土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已达到新的历史高度且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东突”问题一直成为影响中土关系的主要挑战。所谓“东突”问题，必须置于中土交往的历史语境中来予以澄清。严格意义上说，“突厥”（Turk）指的是公元6～8世纪活跃在亚洲草原北部的一个古代游牧民族。突厥最初被柔然人统治，6世纪中叶归并铁勒部，灭柔然汗国，建突厥汗国。突厥势力十分强大，6世纪末突厥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后相继归顺唐朝。唐末，东、西突厥衰败，突厥人逐渐融入其他民族^[2]而消失了。但是，“突厥”一词被视为语言学、地理学概念沿用至今，且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些境外殖民主义者有意称我国新疆为“东突厥斯坦”、苏联的中亚部分为“西突厥斯坦”，编造了一套“东突厥人”家园的谬论^[3]，最终在“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等思潮影响下，“东突厥斯坦”一词被政治化：“双泛”思潮虽然早期带有一定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