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有关妇女议题的研究和课程设置应该始于古代。如，古代中医中有关妇科、产科的论述及教学，在当今世界卫生组织有关“人的健康”的定义中，就是有关“妇女健康”的研究与教育，且属于一种集天、地、人于一体的，涉及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与教育。当然，更多地关注妇女的生活苦难性、被压迫性以及主体性和能动性，更多地强调以妇女的立场、妇女的视角进行观察和思考，更多地关注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形成相关教学内容，开展女子教育，进而推进妇女解放以及妇女更多地参与有关妇女问题的研究、争取自身解放是近代中国蓬勃兴起的新现象。尽管当时主要由于知识分子以男性为主，形成了主要由以男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男性精英们呼吁和推动“解放妇女”，较少由妇女自主自发地推动“自我解放”——“妇女解放”的态势。如，陈独秀对“三纲五常”的抨击、康有为对女子缠足的反对、梁启超对新女学的呼吁、金天翮通过《女界钟》对女权的倡导，等等。^[1]

伴随着包括女权主义在内的各种西方思想的涌入，平等、自由、民主观念的萌发与建立，在“五四”运动前后及1920～1930年代，中国形成了妇女研究的第一个高潮期。妇女权利——如受教育权、工作权、经济权、选举权、婚姻自主权（包括择偶权、离婚权、不婚权）等——及对解放妇女的倡导在当时成为学界、政界、社会大众讨论、争辩的一大热门话题，出现了一大批具有男女平等思想、倡导女权的文章，以及相关的研究专著。如，吴虞的《女权平议》^[2]、李大钊的《战后之妇人问题》^[3]、向警予的《女子解放与改造的商榷》^[4]、鲁迅的《我之节烈观》^[5]、胡适的《李超传》^[6]、郭妙然的《女子教育的三个时期》^[7]、李汉俊的《女子怎样才能得到经济独立》^[8]、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9]、梁乙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纲》^[10]和陈顾远的《中国婚姻史》等。^[11]

与1950～1970年代的妇女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妇女工作和妇女解放运动的研究不同，1980年代以来，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重要产品之一，与妇女的主体意识和性别意识的日益觉醒和提升相伴随，中国的妇女研究进入了一个学术化发展的新阶段。尤其在1995年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推进下，近十几年来，妇女/社会性别研究在学术探讨、课程建设、社会行动三个层面全面推进、深入发展，逐渐成为一门显学，日益确立起自己的学科地位，扩展着自己的学科空间。作为1980～199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第二次高潮兴起并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2000年以来，有关妇女/社会性别的学术研究、课程教学、社会行动凝集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学科化力量，全面推进了中国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进程。

回溯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之路，邓伟志教授在1982年最先公开提出“妇女学”的概念，呼吁建设中国的“妇女学”；^[12]1986年，第二届全国妇女理论研讨会专门设立了“妇女学”专题进行讨论；而践行“妇女学”学科建设的第一人是李小江教授。她于1980年代主编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妇女研究丛书》涉及哲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历史学、性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学、行为科学等诸多学科，“作者都是以本学科为基础转向妇女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力图为社会中妇女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依据和认识背景，并为建设中国妇女学奠定一定的学科基础。”^[13]以本丛书的编写为基础，河南《妇女生活》杂志社和郑州大学妇女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妇女学学科建设座谈会”，李小江教授在会上提出了自己有关“妇女学”范畴和本土妇女学建设路径、特征的观点。^[13]而1994～2000年由李小江、朱虹、董秀玉主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性别与中国》丛书进一步推动了妇女学学科建设的进程。尤其是第四辑《批判与重建》一书，直接讨论了妇女学及其分支学科/领域，如女性主义科学、妇女史、妇女教育学、妇女人口学、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女性社会学、妇女心理学、生育健康、高校女生体育课程、性别与农业教育等的建设，直至今天，仍对中国的妇女学和相关分支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1994年以后，在中国，妇女/社会性别学的建设与发展得到了相关国家政策的有力支持。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