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女性学^[1]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产生以来，已经走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中国女性学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也已历经30多个春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之后，妇女/社会性别学科^[2]逐步得到了主流学科的认同，为中国社会科学全面、健康发展构建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一 概述

西方女性学作为风云激荡的女权运动第二波的延伸，立足于大学讲堂；中国女性学在改革开放之初，为回应社会变革中的性别问题而诞生。′95世界妇女大会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已有不少主流学科接受了妇女/社会性别学科的基本分析范畴和研究方法。或认同了以妇女/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构建的分支学科的合法性，如妇女/性别社会学、妇女/性别人口学；或认识到以妇女/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构建分支学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如妇女/性别经济学，妇女/性别法学；或妇女/社会性别理论已凝集了相关的分支学科力量，成为主流学科中新的突破点，如妇女/性别政治学；或妇女/社会性别理论已成为主流学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妇女/性别健康科学研究。时至今日，妇女/社会性别学科要得到更好的发展，独立于学科之林，仍然需要经过依据传统学科标准的身份检验。

基于可行性，本篇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后确定了六个具有代表性的学科或学科构成部分，对其自′95世妇会以来的发展进行考察和分析，以展示自′95世妇会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领域妇女/社会性别学相关分支学科的学科化进程、成就与不足。这六个具有代表性的分支学科或学科组成部分为妇女/性别社会学、妇女/性别人口学、妇女/性别法学、妇女/性别经济学、妇女/性别政治学、妇女/性别健康科学研究。

需进一步说明的是，自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95世妇会以来，中国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及分支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各分支学科在其所处的主流学科中均或多或少有所建树和有所突破。本篇只是从可行性和可代表性出发，最后确定了这六个分支学科/学科组成部分，疏漏之处希望能在以后的著述中加以弥补。

二 妇女/性别社会学

1995年以来，中国女性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日益彰显的地位与社会性别研究不断走向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的进程。

（一）发展概况

近20年来，有关妇女/社会性别的研究已经挑战了传统的性别叙述方式和知识生产体系，并已成为影响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人文社科学科领域和妇女运动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3]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当代中国的妇女/性别研究与社会学研究联系非常紧密，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典与现代社会学研究中存在性别偏见和性别盲点的缺陷，拓展了传统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和理论空间。

梳理中国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学者们有关妇女/性别社会学学科化20年来探索的最主要问题，可以简要将其归结为三个层面，即如何实现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而纵观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探索路径，有两条越来越明晰的发展轨迹和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研究中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说其浮现出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特征并不是说这门学科已经达到了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境地。正如郑杭生教授将“理论自觉”简要地规定为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一样，^[4]学者们认为，妇女/性别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亦是对本学科发展的建设性反思，它们同妇女/性别社会学追寻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的努力交织在一起，成为我们回顾过去、瞻望未来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

（二）学科建设与发展

“学科”（discipline）一词在古拉丁文中兼有知识和权力之意，尽管人们对学科的理解可谓见仁见智，但其所包含的两个最基本的含义，却是不同语境下都强调的：一是指知识的类别和学习的科目；二是指对人进行培育，引申为制度、建制、规训之意。^[5]从这一点看，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学科化进程，就是一个追求妇女/性别知识和权力的合法化和制度化的过程，并且是与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和主流化交织在一起的。回顾一门学科的发展状况，需要相应的观察维度和测量指标。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一门学科机构大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