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以来，中国女性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人类历史长河来看，这20来年只不过是性别关系发展的一个短暂阶段，而如果从中国妇女的解放历程来看，′95北京世妇会以来的短短20年间，中国妇女的解放与发展无疑迈上了一个重要台阶。中国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提升的地位与社会性别研究不断走向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两者相映生辉，共同推动了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的进程。十多年来，在海内外学术共同体的努力之下，妇女/社会性别社会学的研究与教学已告别了幼稚的童年期，迈向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期。本文对1995～2010年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学科建设与研究进展的回顾与梳理，就是试图对这门学科的“青春期”做一番概述的社会学书写。

一 综述

（一）1995～ 2010年的总体发展状况：走向“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

1995～2010年，有关妇女/社会性别的研究已经挑战了传统的性别叙述方式和知识生产体系，并已成为影响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各个学科领域和妇女运动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之一。^[1]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当代中国的妇女/社会性别研究与社会学研究联系非常紧密，社会性别视角的引入，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古典与现代社会学研究存在性别偏见和性别盲点的缺陷，拓展了传统社会学的研究视域和理论空间。

追溯中国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学者们在这15年所致力探索的最主要问题，我们可以简要将其归结为三个层面，即如何实现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而纵观十多年来妇女/性别社会学的探索路径，有两条越来越明晰的发展轨迹和趋势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那就是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当然，需要说明的是，说其浮现出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特征并不是说这门学科已经达到了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的境地。正如郑杭生教授将“理论自觉”简要地规定为对社会学理论或社会理论进行“建设性的反思”一样，^[2]我们认为，妇女/性别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亦是对本学科发展的建设性反思，它们同妇女/性别社会学追寻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的努力交织在一起，成为我们回顾过去、瞻望未来的分析框架和概念工具（见表1）。本文接下来就先从理论、方法两方面的自觉和本土化、主流化、学科化三个层面的追寻来大致勾勒一下妇女/性别社会学研究在1995～2010年的发展概况。

表1 妇女/性别社会学1995～2010年总体概况的分析框架

1.妇女/性别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理论自觉源于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观念。郑杭生教授指出，理论自觉使我们增强学术的主体性、反思性，它是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由边陲走向中心的必由之路，改变话语权状况的必要条件，增强自主创新力的必具前提。^[3]妇女/性别社会学的命运与中国社会学的命运紧紧相连，理论自觉也是中国妇女/性别社会学把握现在、规划未来不可避免的问题，只有走向理论自觉，中国的妇女/性别社会学才能从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遮蔽、父权制社会的男权霸权、传统研究的性别盲点中走出来，也才能真正实现性别社会学的本土化、主流化和学科化。1995～2010年，中国的妇女/性别社会学学者们的努力也正是朝这些方向前进的。

（1）本土化层面的理论自觉

社会学的本土化作为一种学术运动，是社会学话语的“依附国”力图摆脱对“发达国”的学术依附地位的一种集体诉求。^[4]作为一门传入性的学科，这种诉求一直使中国社会学学者们内心存在一种焦虑，对妇女/性别研究者来说，亦如是。当代性别研究的发展，得力于女性主义思潮的推动，而女性主义思潮的缘起是与西方女权运动紧密相关的。固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运动对中国的性别社会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不满足于直接搬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问题。就如石彤教授所说，中国女性社会学的探索不仅仅是对以往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建构的历史累积，而且还包括对中国女性社会学本土知识建构的反思。^[5]可以说，妇女/性别社会学本土化层面的理论自觉就是对以西方经验为中心的理论运用的反思，力图植根于中国本土经验来重构学术研究的主体性，以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附。

例如，王金玲教授不断倡导，中国妇女有着自己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因此中国的女性社会学也应该和必须是本土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