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给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方兴未艾的女性文学学科建设带来了一个更加良好的大环境，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女性文学学科的蓬勃发展。如果把从1980年与改革开放相伴随，女性文学初露端倪，到1995年推进女性文学学科建设的这15年看作中国女性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第一阶段的话，那么1995～2010年的这15年则是中国女性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全面推进的阶段。本章将分学术研究与课程建设两个部分，对1995年以来中国女性文学学科发展的进程与特征进行总体的梳理、描述和总结。

一 学术研究

（一）综述

20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的导引下，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带来一系列社会变革的思潮与实践，女性文学创作也随之风生水起，至1990年代中期，已出现一大批优秀的女作家与优秀作品，“女性文学”这一概念开始为人们所熟知。不过，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中的性别意识尚未凸显，女作家的创作主要是在新启蒙主义思潮中，作为丰富多彩的新时期文学现象之一，为世人所瞩目，即便有人注意到作者性别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其解读也大都局限于“女性风格”“女性特质”等传统意义与内涵，甚至这种解读本身都是习惯性地出自传统的男性视角、立场与观念。

至1980年代后期，与国内女性文学创作日益兴盛相呼应，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带来了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话语的变化与改观。那时，一些权威刊物，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及《文艺报》等，都登载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介绍，^[1]也出版了一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译著，由此形成一个前所未有的女性主义理论话语氛围。这种氛围大大开拓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与思路，形成了创作与理论的互动，促使那些对学术研究具有敏感性与前沿视角的学者把兴趣转到具有颠覆性与挑战性的女性文学研究上。于是，1990年代前后出现了一批颇有影响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译著与研究专著。其中，有代表性的译著有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2]、苏姗·格里芬的《自然女性》^[3]、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4]、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权主义文学理论》^[5]、邓尼斯·拉德娜·卡莫迪的《妇女与世界宗教》^[6]、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7]、陶丽·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8]等。代表性论著有孙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9]、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10]、王绯的《女性与阅读期待》^[11]、盛英的《中国新时期女作家论》^[12]、刘思谦的《娜拉的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13]等。应该说1995年之前的15年学者们在女性文学的创作与理论批评领域的开创性工作，为之后15年女性文学的学科建设与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之后，妇女/性别问题/议题及其学术研究日益获得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关注，女性文学的发展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与氛围，女性写作和研究越来越自觉地与国际妇女运动潮流相呼应。1995年在北京成立的隶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全国性女性文学研究学术团体——中国女性文学委员会（后更名为女性文学研究学会），是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它的成立旨在深化女性文学的发展与研究，促进女性意识的提升以改善性别不平等的文化话语结构，并以富有成效的工作成果推动高等教育体制内女性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立足与可持续发展，推进女性文学学科建设。该委员会整合与借重从个体、民间到高校、科研单位，以及刊物、出版社等各方面的社会资源，截至2011年底，共举办了11届中国女性文学学术研讨会；举行过三次中国女性文学创作奖与女性文学理论建设奖的颁奖；建立了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有效平台——中国女性文学委员会网站（http：//www.ccfl.org.cn）。女性文学委员会通过坚持不懈的工作有效地组织起了国内外女性文学研究的有生力量，学者们坚持不懈的研究与不断增加的成果扩大了女性/性别话语对社会文化生活的渗透与影响，推动了女性文学学术活动的持续性开展，推进了女性文学学术研究的持续性发展，在中国女性文学学科建设与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与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