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以来，有关“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的研究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在历史学科领域的“主流化”已成为历史学界学人共同关注的议题。与此同时，一些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陆续设立妇女/社会性别史及相关课程，课程建设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学术研究和课程建设是学科发展的两大基础和支撑。由此出发，回顾1995～2010年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的发展历程，梳理这一领域课程建设和学术发展的过程，总结这一时期学科建设和发展取得的成就，反思存在的问题，探讨今后的发展目标，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一 1995～2010年的研究状况

妇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的重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但学者/教师们开始将学术研究与课程建设结合在一起并自觉推动妇女/社会性别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应该是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前后。当时，学者/教师们一方面借助国外课题或项目基金，通过读书班和研讨会的形式介绍西方女权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聚集妇女史研究的力量，拓展妇女史研究的视野、思路和范围；另一方面针对妇女史研究的现状，以及在借用“他山之石”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着力对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进行本土化的改造与创新；同时，根据中国妇女历史发展的特点，积极而努力地总结、提炼、挖掘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的妇女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寻求与世界妇女史研究对话的资本。鉴于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演变脉络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做过较为详尽的梳理和论述，^[1]本文主要围绕中国1995～2010年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的要点和特点简要进行概述。

（一）研究的要点

1.妇女史理论研究

妇女史理论研究是整个妇女史研究的“纲”，它为妇女史研究和整个学科建设的实践确定方向、路线和指导思想，是一项最为基础的工作。也就是说，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和资料，以及纷繁复杂的历史事实、事象、事件等，用怎样的理论、方法、概念、范畴、思想、框架统领所搜集到的史料，是每一个研究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回避的。如，什么叫妇女史？为什么要研究妇女史？怎样研究妇女史？妇女的历史应怎样书写？妇女史课程该怎样讲授？妇女史教材应怎样编著？女性主义教学法和传统的教学方法怎样有效对接或衔接？妇女史与传统史学和女性主义史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妇女史研究与当代中国作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怎样协调与统一？中国妇女史研究与西方妇女史研究如何对话与交流？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学者的性别身份对史学研究有着怎样的影响？具体到中国，中国的社会性别话语是怎样构成的？关于两性的行为规范、两性生活、两性关系的假设和惯例是什么，它们是怎样产生和运作的，结果或效果又是怎样的？等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一些学者对有关妇女史研究的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如，杜芳琴和蔡一平1998年在《中国妇女史学科化建设的理论思考》一文中，针对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现状指出：“我国新时期妇女史研究与西方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缺乏一种起于民间的强大的妇女运动从而牵动和推动理论的需求，并成为理论探索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思想的资源的背景。目前，我国妇女史研究人员和成果远远不能适应妇女研究和历史学科发展的需要，作为妇女学科的奠基学科和历史学科的创新领域的妇女史，已经到了迫切要求做认真扎实的理论建构和学术引进的工作，从而推动妇女史研究健康发展的关键时刻。”^[2]为此，杜芳琴在将西方妇女史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着重探讨了中国妇女史研究的有关概念、范畴与方法。她认为，学科视野下的妇女史与以往的妇女史研究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不是孤立地对个别的妇女人物进行褒贬倡导，不是单纯将妇女作为问题群体并成为现代性的标志去论述呐喊，也不是将妇女史作为社会史视野下对一个弱势群体的研究，而是在一定学理指导下的关于妇女的（on women）、为了妇女的（for women）、与妇女在一起（with women）研究的历史学和妇女学交叉的学科。这里的“妇女”不是本质主义的和普遍的妇女，而是具有特定的多元身份的具体的妇女，同时透过与另一性别的权力和利益关系来显现其活动与状态。^[3]郑永福、吕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