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妇女/社会性别学起步于问题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兴起，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着重于学科建设，进而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进入发展的起步阶段。在中国，真正学科意义上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在21世纪初才具雏形，由从事妇女/社会性别学教学、研究、行动者志愿组成的社会学术团体——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发展网络的创建是其重要标志。这一团体围绕妇女/性别议题，有效地推动了人文社科领域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的发展。作为妇女/社会性别学的组成部分，妇女/社会性别教育学及教育领域内妇女/社会性别学的建设与发展状况如何？面临哪些挑战？本文将着重探讨这一议题。

根据学科制度化的历史经验，一门学科能否被称为“学科”，主要看其有关的学科制度和学科建制是否建立，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是真正的学科。其中，学科制度主要指学科的内在制度，即学科的规范化、制度化，重在强调学科的思想传统、理论体系与研究范式。与之对应，学科建制则主要指学科组织机构、行政编制、资金资助等方面的制度建设，重在强调学科的学术组织性与行政合法性。^[1]据此，以下展开这两方面的分析。

一 妇女/社会性别教育学的学科建制

（一）争取社会合法化

“合法化”是由“合法性”发展而来的，最早属于政治学范畴，但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合法化并不是指是否符合法律，而是侧重于反观在特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基础上，社会赞许、接纳、认可及参与所达到的程度。

1.国家政策的支持

从教育实践的层面看，妇女/性别教育的任何进展都是与特定的公共政策相关联的。在各种层次、各种类别的教育中，在教育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时期，这些政策总是或显性或隐性地左右着教育的运行和发展。

自1990年代中期政府将妇女学学科发展列为妇女发展的一大主要内容以后，作为妇女/社会性别学的组成部分，妇女/社会性别教育学也在国家层面获得了政策的支持。1994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执行〈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国家报告》明确指出：“2000年前逐步在大学开设妇女学选修课。”^[2]

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彭珮云在“中国妇女50年理论研讨会”的讲话中指出：“近年来，在哲学、史学、文学、人类学、人口学等学科领域中，一些专家学者开始从妇女的角度来审视传统学科，试图补充、发展和完善人文学科，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一些学校开始了妇女学的学科建设。尽管对妇女学的对象、内容、认识还很不一致，但它的出现推动了妇女研究的深入发展。一种成熟完善的学科，需要经过长时间的社会实践、学术争鸣和理论探讨才能形成，妇女学学科建设也是如此。我们应该以积极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妇女学学科建设，使妇女研究得到全面发展，这将有利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建设。”^[3]

国务院在2001年发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中明确指出：“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教育内容”，同时通过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规定：“在课程、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中，把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师培训课程，……增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社会性别意识。”^[4]性别平等已经越来越成为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理念与评估指标。

2004年12月，全国妇联与中国妇女研究会共同举办了“推动妇女研究进入社科研究和学科建设主流高层论坛”。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的有关领导分别就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做了重要讲话。与会者热烈探讨了进一步推动女性与性别课程进入学校教学体系、推动女性与性别研究进入学科建设和社科研究规划的政策建议。国家的发展战略要体现男女平等原则，必须将妇女教育的主要目标纳入国家的教育规划，政治支持对于实施性别平等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性别平等的概念越来越清晰地在国家、政府和学术组织机构的相关政策、重要文件文本中得以确认，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教育决策主流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顺应“以人为中心”的时代特征，符合国际社会全纳教育和性别平等的理念，是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需要。

2.教育规划的重视

国家教育科学规划对妇女/社会性别教育学的建设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近年来，国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教育规划中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