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女性美术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是美术学界的共识。而如果从20世纪90年代算起，中国的女性美术至今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路程。进一步看，包括女性美术学在内的“‘女性艺术’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作为一个话题，还是作为一个事实，它的真正的始发点是1990年代。在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有一个轰动一时的‘枪击事件’，^[1]开枪者正是年轻的女性艺术家肖鲁。现在想想那是一个多么意味深长的暗示：新潮艺术的谢幕和女性艺术的登场”。^[2]中国女性美术是伴随着1980年代西方思潮的涌入、女性意识的增强而诞生的，并与女性美术展览、女性美术批评和学术研究以及课程建设交织呈现的。贾方舟把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代末称为前女性艺术时期，^[3]而陶咏白则在《她们从边缘走出——中国女性艺术30年》一文中把整个1980年代称为包括女性美术在内的女性艺术的觉醒期，^[3]正是把这一时期算在其中，才有了包括女性美术在内的中国女性艺术30年这一论题。但他们都认为，从性别的角度谈论艺术是1990年代的事情。当时，女性艺术家开始不再屈从于既有的艺术标准（或曰男性艺术标准），试图重建女性自己的艺术话语体系。在女性艺术批评、女性艺术实践与策展的推动下，女性艺术学科构建也成了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语境中不容忽视的事实：包括女性美术在内的女性艺术以一种怀疑的眼光反思“他设”的艺术史/美术史，而1990年代及以后的女性艺术批评与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女性艺术找寻一种存身的合法性。进入新千年以后，经过1990年代如火如荼的展览、研究与批评，包括女性美术在内的女性艺术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人文领域，真正在性别的文化批判中介入了有关人性的思考。“从女性的自我关注，到对人类的生命、生存、生态环境、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的关注。向着人性的深层探寻，彰显着人文主义的女性精神，在多元的文化空间中，创造着女性艺术新的审美品格。”^[3]

以阶段分，1994年以前，是中国女性美术的初始阶段，蓬勃推进的契机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一年也形成了中国女性美术的第一个高潮。之后，中国女性美术进入了在探索中发展的新阶段。

一 概况

（一）发展阶段

1995～2010年，中国女性美术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1995～2000年为第一阶段，2001～2010年为第二阶段。

1.第一阶段（1995～2000年）

作为1980年代崛起的延续，在1995～2000年，中国的女性美术进一步努力走出男性预设的艺术规范，寻求女性特有的敏感和视角。1994年，徐虹在当时的《江苏画刊》上发表了《走出深渊——给女艺术家和女批评家的信》，^[4]这无疑是女性美术史上的一篇女性主义的宣言和檄文。随着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女性艺术家和女性艺术展层出不穷，徐虹进一步在《女性：美术之思》一文中提到：“中国女性艺术展览的空前活跃，是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的1995年。同年，女艺术家展览多达30多个，不仅超过了新中国建国后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40年里所有女性艺术展览的总和，也超过了中国有记载的女性艺术家公开展览的总数。”^[5]

1998年，由贾方舟策划的“世纪·女性”美术展以其问题意识和入展标准成为1990年代有代表性的女性美术总结展。在此，贾方舟提出了以“女性特质”“女性视角”作为遴选作品的标准，即以是否能体现这种特质和视角为标准来选择入选作品。

可以说，在当时，中国的女性美术已形成由美术批评、美术实践、美术研究三者共同构成的景观。对此，邹跃进在《新中国美术史》一书中指出：“从整体上看，90年代艺术中的‘女性主义’，基本上是由研究、创作和批评三大块构成的，它们之间形成一种互动关系，使‘女性主义’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艺术现象。”^[6]这里的研究、创作和批评，其实包括两个向度：研究和展览。而所谓的研究是力图使女性美术形成一种公约性的原则，甚至和男性预设的美术规范并立于美术领域；女性的美术作品创作和对作品的批评是通过展览介入社会的，展览以其开放性记载着女性美术的共时特征和历时演变。

就美术批评而言，以陶咏白、贾方舟、徐虹、廖雯为主的女性主义美术批评家以其不同的立场对女性美术进行着不同角度的审视和阐释。其中，陶咏白的批评尝试寻找中国女性美术的内在逻辑；贾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