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制造：第三次工业革命》长篇报告中，依据生产方式的转变将工业革命划分为三次：第一次工业革命源于18世纪晚期制造业的“机械化”所导致的“工厂制”，并逐渐取代家庭作坊式的生产组织方式；第二次工业革命源于20世纪早期制造业的“自动化”所引致的“福特制”，并使具有流水生产线特征的“大规模生产”陆续成为制造业的主导生产组织方式，产品的产量和同质化程度均创历史新高；第三次工业革命已显迹象，发展趋势也已清楚，即制造业“数字化”及以此为基础的“大规模定制”可能成为未来的主流生产方式。制造业“数字化”主要是指制造业的智能化，不仅体现为网络信息革命和材料技术革命的有机结合，而且表现为可再生能源的生产、转换、存储和使用方式的变革对社会生活可能产生的影响^[1]。

根据新加坡的务实的表述，制造业“数字化”是“新能源+传统的制造业+信息科技”。新能源主要是指在新技术基础上加以开发利用的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生物质能、水能、风能、地热能、波浪能、洋流能和潮汐能，以及海洋表面与深层之间的热循环等；此外，还有氢能、沼气、酒精、甲醇等。传统制造业主要表现为电子产品、化学及化学产品、机械设备、交通设备、冶炼等产业；信息科技主要表现在智能化、“能源互联网”、生物电子、新材料和纳米等相关技术。在以能源生态化、制造数字化为核心，以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开发以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新能源不仅是解决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这两大难题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发展新型产业的重要突破口；采用新技术大幅提高传统制造业的技术含量和生产效率，对传统制造业进行结构改造和优化升级将陆续成为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方式之一；信息科技所导致的网络的快速发展大大降低信息传递的成本，甚至能将信息传递费用降低至“零”的状态。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高技术合成材料的发展不断更新，甚至几乎呈现出“日新月异”的局面，这促使碳纤维、石墨烯及各种新鲜合金材料层出不穷、源源不断。在此情况下，新加坡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但展开了系统性研究，而且在管理科学的层面和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已进行将近一年的实验与摸索。

一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管理变革及挑战

以新技术、新能源的广泛应用为主要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逐渐导致制造模式、生产效率、产业格局、服务方式等领域出现全方位和多方面的重大变革，也必将对已有的企业管理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工厂内部的专业化分工朝着细致化的方向发展，在生产过程中先制造标准化部件，然后在“流水线”上组装，这显然导致经营管理的过程越来越复杂，而每个工人的具体工作却越来越简单。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大规模生产所需的工业组织更是建立在专业化分工精细化的基础之上，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所谓的“泰勒制”，其将工人简单、重复性的动作进行量化分析，总结出最优化的规范，仿佛是给活人的动作编程，人因此而成为“机器”。

无论是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均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尖锐的劳资冲突。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体现在经济主体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法律意识的觉醒。在社会活动过程中，经济主体日益珍视价值、尊严、自由。普选促使广大劳动阶层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选择权，而一旦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利，从某种意义上也就表明其逐渐地在现代社会中处于核心位置。但是，现代工业体制的逻辑则把“人”这一最为重要的经济主体逐渐变成经过编程控制的机械手，其意义是单单按照指令不断重复简单的动作，且可像机器部件一样被随意替代。在经营逻辑上，劳动力越贬值，越具有部件式的可替代性，企业就越能降低成本，摆脱对工人的依赖，变得更有竞争力。这种人权、人性在政治社会领域高扬，在生产领域无足轻重的冲突，多少解释了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和美国“大萧条”前的一系列劳资冲突。如何在一个崇尚个人的社会让工人们心甘情愿地从事越来越“非人性”的劳动，逐渐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心课题。而第三次工业革命为此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爆发不但使得小批量生产的低成本化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