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引出这个话题

中国社会经济要想持续发展，必须向管理求“红利”。为此，中国管理学研究需要拓宽视野、创新理论和模式、走自己的路，而不能一味地依赖“舶来品”。如习近平同志不久前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所说，“不能总是用别人的昨天来装扮自己的明天。……永远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创造中国自己的管理理论和模式谈何容易。有研究比较管理学的学者提出，目前国内的“中国式管理”研究有四个维度，^[1]即“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维度、“基于现实实践”的维度、“基于文本文献”的维度和“基于哲学思辨”的维度。不过，研究者似乎对这些研究的成果评价不高，认为“基于西方管理科学”的研究是“将西方管理学已存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现实之中，以验证该理论是否仍具可行性”，严格地说只能算“基于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搞不好会“跟着西方学者后面做拾人牙慧的事情”；“基于现实实践”的研究方向正确，可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繁多杂乱，“同国际学界脱节”，许多成果停留在“理论层面”“概念模型”，“陷入了一种‘自说自话’‘自娱自乐’的尴尬处境”；“基于文本文献”的研究“希望从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思想中挖掘出更为全面的‘中国式管理’思想”，但“总体回顾、深刻反思管理思想演变的工作显得尤为薄弱，大都停留在简单介绍管理学家的生平著作和理论观点的层次”，很难通过“文本挖掘”形成“得到实践检验的理论体系”；“基于哲学思辨”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形成了众多“中国式管理”学派，共同点是摒弃了为西方管理科学体系“做注脚”以及对古典文献进行“考古式”研究的做法，“然而，这些理论体系虽然庞大恢宏，但由于极度缺乏现实实践的充分支撑、检验，使得此类研究方法越来越倾向于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建构，并逐渐成为研究者头脑中的‘思维游戏’”。

管理创新需要有所凭依，而已有的研究维度及研究成果却不足以提供支撑。中国管理学未来发展的思路何在？希望何在？

其实，有一个可供借鉴的重要管理思想资源被有意无意地疏漏了，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解放军的管理。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堪称人类管理史上的奇迹。共产党由90多年前几十名成员、若干小组，发展到今天有8000万党员、成功执政60多年的世界第一大政党；解放军由初上井冈山时不足千人，被地方军阀甚至民团包围、欺负，仅用22年就发展成统一了中国，并令世界头号军事强国都甘拜下风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其成功绝非偶然。巨大的成功背后必定有丰富的理论宝藏，值得管理学界高度重视和深入挖掘。

近些年，人们非常重视向优秀的企业家学管理，有关张瑞敏、柳传志、任正飞、马云等人的研究论著常成为管理类的畅销书。其实，再优秀的企业家无非是成功创办或领导了一个企业，开拓出一片市场，想当年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可是缔造了一个政党、一支军队，打下了一个天下。这其中的艰辛、蕴涵的奥妙，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难怪不少偶像级的中国企业家自诩“毛泽东迷”，许多人公开表达对毛泽东的崇拜，称自己从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平著述中汲取了大量管理营养和智慧。

谈到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人们一般不否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在建党、建军、建国方面的成功。但似乎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成功便戛然而止了。共和国前三十年的管理除“鞍钢宪法”偶尔被提及外，好像其他方面乏善可陈。而本是完整管理思想体系的“鞍钢宪法”，常被人提到的只有“两参一改三结合”。即便是对“两参一改三结合”，一些学者也不以为然，声称从当时国外管理中不难找到类似的东西。

这绝对是管理学研究的盲点和误区。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不仅共产党、解放军的管理一直在发展，而且国家领导人通过号召“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有意识地将战争年代创造的管理经验，向各条战线、各类组织推广，先后培养出大庆、大寨等一大批先进典型，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尽管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因缺乏经验也犯过错误，包括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严重错误，但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笔者前不久到河南林州参观“红旗渠”，便深切感受到和平时期共产党领导下创造出的管理奇迹。林州自古干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