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设计政策一直是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讨论话题。毋庸置疑，工业设计政策与国家产业战略密切关联。例如，1988年韩国的国家政策以工业设计为中心，促进了三星和LG的崛起，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2007年丹麦定位自己为国际市场的创意之国，并得到了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不过，这些案例所反映出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这些政策在其他国家也必定成功。工业设计政策及其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工业设计产业自身及国家所处的经济环境的影响。考虑到不同的工业设计产业和经济环境的显著差别，制定工业设计政策时不考虑这些变量是不可能的。因此，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这些变量是如何影响设计政策的？相应的，工业设计政策又如何改变工业设计产业自身的内在动力？为了有助于理解，本文选择建立在知识经济之上的英国和以工业经济为主的中国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设计产业进行对比。

英国是在制造业下滑、高层次的专业人员数量增多的状况下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移的。许多评述认为这一转型显示了创新和价值增值设计的重要性。在这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正在经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的转型，并且已经在高投资、高层次培训和低成本的基础上，为建设本土工业设计能力投入了巨大的资源与努力。中国商界越来越意识到工业设计对于产品和服务所具有的价值，正致力于向价值链高端转移，以获得更大的价值空间。

尽管英国与中国在很多方面有显著不同，但工业设计在两个国家都在国家经济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同样不确定工业设计是否能够胜任挑战，及采取怎样的政策和激励机制才能够有助于长远目标的实现。基于此，本文调查了英国和中国的工业设计产业和设计政策，以此来发现工业设计政策与产业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 英国设计产业

过去30年中，英国的设计产业有了显著变化。就像IDEO的首席执行官Tim Brown所言，在20世纪80年代的“设计师的十年”中，当制造业占GDP很大的比例时，“设计所关乎的就是通过形式和行为来利用新技术为人带来满意和认同”。十年之后，伴随着总体经济中工业产能的下降，“把设计看成是学科交叉的、合作型的活动的概念，彻底使人们理解了一切围绕着设计师这样一种理念”。从一个更广的范围来看，这意味着设计的光环的到来。当对设计的需求偏离了设计的核心活动内容时，设计服务将变得不那么彰显其真正的价值。正如Tim Brown所描述的那样，设计思考——一种以人为中心的问题求解途径开始逐渐显现。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创意思考天生地存在于设计之中，能够为商业带来增值，并使其区分于技术与管理等领域，那么设计实际上已经从传统的学科领域扩展到了一个更为宽泛的、新的领域，如服务设计、创新、研究、技术、市场营销、品牌和策略等。这样一来，设计被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解决商业问题的工具而加以推广——这种认知扩散如此之快，以至于一些设计学院不再教授设计，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教授的内容变成了设计思考。

与对设计思考的争论相伴随的是过去10年以来英国公共事业机构的戏剧性增长。许多人开始相信设计的机会将来自过去从未涉足过的领域，如保健和可持续方面。不过，单靠出台一些采购政策鼓励公共事业机构采购设计服务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建设一些基础设施来支持系统和流程的分发和分布，以及相应的与系统服务的受众接触的节点。这需要新的知识、新知识网络的参与和新类型客户的介入。正是基于这些问题，Woudhuysen提出了“设计到底能走多远？”这样的问题。

在设计宣称其具有更为广阔的领域的同时，设计也面临专业边界模糊，逐渐失去其专业性所带来的危险。Design 2020项目（由AHRC-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资助）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工作在设计领域的人们所共有的最大的焦虑就是清晰的产业识别的丧失。尽管设计思考有助于推动传统设计到达设计的上层，但并没有信息表明英国的设计已经从设计思考中获益。BDI的连续调查显示，在过去的一些年中，项目收入的持续下降使得英国的产业规模和产值持续降低。相应的，与过去几十年相比，英国设计产业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现在已经成为英国产业的一极，并伴随着产业边界的越发模糊、设计的商品化及专业人士的丧失。

二 中国的设计产业

与英国相比，中国的设计产业还相当年轻——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