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注定了澳大利亚不可避免地必须将自身的命运与亚洲特别是东南亚的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无论是从种族文化、经济贸易，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衡量，澳大利亚与亚洲尤其是与东南亚的关系都源远流长、密不可分。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南维尔·米尼指出：“地理，或者更明确地说，地缘政治在影响澳大利亚同世界的关系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1]可以说，澳大利亚的独立外交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它对澳亚关系的拓展，“亚洲政策”是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的主要内容之一。澳大利亚“中等强国外交”的一大特点是多边外交，而其实施多边外交的一个主要舞台就是亚太国际政治。

冷战结束后，各区域外大国及地区组织对湄公河地区未来的发展寄予了极大的关注和希望，并以此为契机积极参与该地区的合作与发展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面对此种情况，澳大利亚对湄公河地区的关注程度日益增加，对该地区的外交政策由“摇摆不定”到“主动接近”，积极参与到湄公河地区多国力量的政治博弈中，加强对该地区的经济外交和援助外交，更加注重双边外交和该地区的经济与发展问题。通过多边合作与协商机制，澳大利亚在经济、区域治理、社会文化和教育等方面与湄公河地区进行了合作与交流，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 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对湄公河地区政策的演变

（一）经济融入：基廷政府时期（1991～1996年）的政策

基廷在出任澳大利亚总理之后不久，便在演讲中明确指出“澳大利亚的未来在亚洲”，随后提出了“全面面向亚洲”“融入亚洲”等外交战略和政策。尽管这些政策并不是为了表明澳大利亚属于亚洲，而是为了同与其紧邻的东南亚国家建立一种相互尊重的伙伴关系、构建多渠道的联系，最终目标亦是形成一种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确保澳大利亚国家战略利益的实现。但基廷政府将发展与东盟的关系视为澳亚关系的基石，认为东盟国家在澳大利亚“全面面向亚洲”战略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这显然对双方开展合作、促进双方关系发展是有益的。也正是在基廷政府时期，澳大利亚的“融入亚洲”政策正式开始实施，该政策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国家为重点，以经济合作为基本形式，以经济的共同发展与融入为主要目标，开展地区多边外交。

（二）全面接触：霍华德政府时期（1996～2007年）的政策

在自由－国家党联盟政府执政时期，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先是于1999年提出“霍华德主义”，尔后又于2002年10月巴厘岛恐怖爆炸事件后提出关于在东南亚地区推行“先发制人”的战略，并考虑派军队到东南亚国家参与反恐斗争，导致东南亚国家尤其是印尼、马来西亚两国对此表示强烈不满，进而影响了澳大利亚与东盟和湄公河五国的合作。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对澳大利亚在亚洲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所扮演的角色做了如下归纳：一是美国在亚洲的代理人；二是南太平洋的日本；三是美国在亚洲的情报站。^[2]因此，虽然霍华德政府的外交战略目标是“立足亚太，放眼全球”，但其针对东南亚提出的“全面接触”政策更多的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首要目的。

当然，在霍华德政府执政期间，澳大利亚与东南亚尤其是与湄公河五国的关系仍然有所发展，如1997年开始澳大利亚与柬埔寨进行的一系列旨在加强柬埔寨司法系统的项目等。而到霍华德政府后期，由于GMS合作极大地推动了湄公河地区的发展，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澳大利亚与湄公河地区的合作也逐渐呈现比较积极的态势，比较有代表性的举措是2005年澳与泰国签订了《泰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并建立了旨在促进澳大利亚与泰国民间和机构交流的澳泰研究所等。

（三）多维深化：陆克文政府以来（2007年至今）的政策

自2007年以来，澳大利亚先后经历了四次总理更迭，但无论是陆克文两次出任总理，还是吉拉德“临危受命”，抑或2013年9月自由－国家党联盟再次执政后的阿博特，澳大利亚对湄公河地区的政策均基本保持了一定的延续性。即陆克文提出的“全面参与亚洲”，顺应“亚太世纪”，拓展外交参与面，发出澳大利亚更强音；以先动谋主动，以“首创精神”谋领导地位；“发力亚太，放眼世界”。^[3]正是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多维、多方面深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