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4年09月 |
一 广州志愿服务的社会效益
(一)志愿服务促进广州社会文明程度提高
1.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广州志愿服务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等社会建设命题得以首次进入公众视野。广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在推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亦走在了全国前列。志愿服务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近年来也呈现出更上一层楼的新局面。
2010年,因广州亚运会而成立的广州市志愿服务事业发展指导委员会保留下来,并推动建立“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亚运会之后,广州积极推进志愿服务进社区试点工作,在全市确定了30个社区志愿服务站试点,创立“成长空间”等社区青少年、老人、残疾人的特色志愿服务品牌,“社工+志愿者”的创新工作模式初见成效。自此,“后亚运”时代的广州志愿服务事业在社会政策的推动下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
2011年底,广州市委、市政府提出要走新型城市化发展道路,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做好志愿服务成为广州新型城市化建设的重要议题之一。2012年,广州市委、市政府更是启动首个“广州志愿服务行动日”,从志愿文化、机制保障、全民参与、信息化管理等方面打造“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的“志愿者之城”。有学者指出“在创新社会管理工作中,为了价值目标追求的实现人们有必要将伦理道德外化为人的行为,志愿服务就是这样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将无私奉献的价值观付诸实际行动,彰显了崇高的社会影响力”。[1]
2014年随着广州常态化志愿服务的发展,其阶段性成果证明志愿服务是创新社会管理的崭新契机。志愿服务作为民间组织的社会功能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其不仅是政府管理社会的辅助者,也逐渐成为社会进行自我管理的主体之一,在社会管理创新进程中志愿服务的内涵及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一种新的社会动员机制。志愿服务的无偿性、民间性和公益性,在社会成员以及社会各团体组织中得到了较大程度的认可。同时,志愿精神和志愿文化的吸引力,与志愿者的自我实现意识和主体意识相结合,产生一种强大的动员作用。当前广州全市注册志愿者总数已达128万人,志愿服务队2036支,纳入统计的志愿服务累计6.2亿小时,每周约9.3万名志愿者活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用实际行动谱写着“志愿者之城”的动人乐章。
二是一种新的社会心理机制。雷斯曼在其著作《寂寞的群众》中提出了三个“动机模式”,即社会的发展过程是由传统导向到内我导向,再到他人导向。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正在经历着从内我导向到他人导向的转变,个体行为以同类团体的规范作为标准,尤其是在较早受到外来志愿文化影响的广州,志愿文化与志愿风尚在社会由点及面,以星星之火燎原之势,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为公众所接受的大众文化,志愿服务倡导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精神在社会中发挥了积极的导向作用。
三是一种新的社会参与机制。志愿组织是一种独立于政府和市场之外的民间力量。对社会成员的广泛包容性,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志愿服务中,社会成员也更倾向于以志愿服务为媒介来表达个人意愿。自志愿服务在广州出现以来,广州在志愿服务领域创造了多个第一:第一条“中学生心声热线”、首创“友爱在车厢”活动、首创“护花行动”、首创全民总动员志愿服务体验活动、首创志愿者礼仪“志愿礼”、首个政府主导兴办的志愿者学院、首份公开发行的《志愿者报》等,多项志愿服务的开展,已经使得志愿服务成为公众参与社会管理,表达个人价值、寻找生活意义的重要途径。
四是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志愿服务对社会成员有着广泛的吸收性和容纳性,部分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由传统的服务客体转变为服务主体被吸纳进来。同时,在公共事件中能够通过对社会人力、物力的调动与调节,对社会问题进行一定的干预。广州亚运会中,数以万计的志愿者们在赛场内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志愿服务成为发动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
随着志愿服务越来越“亲民化”“广泛化”发展,志愿者已从最初的“同情式”帮扶逐步转变为“助人自助”式参与。广州志愿服务不仅致力于改善个体特殊困难或困境,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