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所倡导的“礼”，是社会秩序和法制的悠远而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也是企业公民理念的基础。《左传》引“君子”言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卷四·十一年）“企业公民”概念自被引入我国近十年以来，经历了理念启蒙、行动探索和初步达成社会共识的阶段。2009～2011年，中国企业公民实践继往开来，其参与主体、践行方式、行为绩效等方面获得了持续发展，具体表现是：多数企业能够准确地识别出资人、客户、员工、供应商、环境、社区、社会、政府、同行等利益相关者，并能够基本履行相应的企业公民责任；部分领先企业将公民责任融入企业战略、治理和运营流程，引导战略性企业公民责任向商业能力回归，逐步向拥有卓越核心竞争力的国际化企业迈进。不容否认的是，过去三年中国企业公民实践也面临严峻的挑战。首先，中国企业公民实践的不平衡性十分显著，仍有不少企业对公民责任没有实质性的认同，甚至仍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基本属于企业公民实践的旁观者。主要表现为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劳工保护、环境保护等领域仍存在不少违规败德行为，双汇瘦肉精事件、“尘肺门”事件、富士康员工持续跳楼事件、紫金矿业环境污染事件等，都曾经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和谴责。其次，许多企业履行公民责任是外部刚性约束下的局部性、阶段性、标签化行为。随着市场化、工业化的深入，各利益相关者对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企业解决“工业化病”寄予厚望，资本市场出现了责任投资新潮；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国外企业要求供应链企业履行公民责任并呈现标准化新趋势；随着信息化的深入，企业进入透明化时代，企业向利益相关者示好的动机空前增强。最后，发布企业公民（社会责任）报告或可持续发展报告的数量和质量仍不乐观，以至于George Serafeim和Robert G.Eccles（2011）将中国归属于“不关心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总之，过去三年，中国企业公民实践加速与徘徊的趋势同在，尽管加速的趋势更为突出。

当企业主要基于外部约束而履行公民责任的时候，其实已经远离了企业公民的本义。企业公民强调的是商业价值与环境价值、社会价值的整合，是将解决重大环境和社会问题视为战略性商业机遇的，而不是视为经营之外的责任和负担的。

因此，从企业公民的本义以及中国特色优秀企业公民的基本要求出发，梳理中国当前企业公民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促使企业完成心智模式的转换，并在战略、愿景和业务模式上付诸实践，实现企业公民实践在中国的可持续成长，将是今后政府、行业组织、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共同的努力方向，也是本课题的使命。

一 中国企业公民实践的发展现状

如果说2008年是我国企业公民理论和实践“井喷”的一年，那么2009年以来的企业公民实践，则是在2008年较高起点上的拓展和深化，实现了参与主体、践行方式、行为绩效等方面的全新发展和包容式成长。企业主动承担实践责任，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等积极为企业公民实践提供引导、咨询、监督和服务。总之，我国的企业公民实践已经在多主体、多层次、宽领域合作践行轨道上稳步前进，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企业更加积极主动参与公民实践活动

企业是企业公民实践的主体，在整个企业公民实践过程中处于绝对的核心地位，参与实践的企业的数量和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公民实践的范围和深度。2009～2011年，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加快了投身企业公民实践的步伐，对整个实践活动起到了很好的支撑和推动作用。不断加入的“新鲜血液”，从“量”上扩大了企业公民实践的范畴，从“质”上拓展了企业公民实践的内涵，使得整个企业公民实践活动有层次、有内容、有效果，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以政府为指导和保障，囊括企业、政府、社会组织、新闻媒体、行业协会等各方面力量的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综合体系，推动着我国企业公民实践稳步前行。

从数量上来看，2009～2011年，主动发布企业公民（社会责任）报告并接受社会各界监督和批评的企业数量与日俱增（见图1），发布报告企业所属行业的分布也具有广泛化、深入化的特点（见表1）。企业通过发布企业公民（社会责任）报告，将企业公民实践活动公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