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在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后，跨越下中等收入阶段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国际经验表明，在这个发展阶段我们最容易遇到的是增长动力下降、产业转型升级困难、社会冲突增多等诸多问题。决策者只有认真地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才能避免陷入在这个阶段可能出现的发展陷阱，推动江苏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对于未来的经济增长，江苏不能再依靠低级要素的投入，而是应在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打造江苏经济升级版。

一 进入人均1万美元GDP阶段后“增速放慢”的经验性证据

2012年江苏人均GDP首次超过全球平均水平（2011年全球人均GDP为10035美元）。相对于人均GDP 4972美元的中位数（泰国），江苏省已经接近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下限。许多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进入人均GDP 1万美元阶段后“增速放慢”具有经验性证据，有的经济学家宣称前面存在一堵不易逾越的“高收入之墙”。

2013年1月美国经济研究部的Barry Eichengreen发表了题为《增长放慢又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新证据》的论文。他在文中提出，一度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会遇到两个减速坎——人均收入达到11000美元时和15000美元时，绝大部分国家跨不过这两个坎而跌入中等收入陷阱。论文的研究还表明，一个国家跨越两个坎的概率与教育水平成正比，与人口老化成反比。法国工商管理学院学者Fatás和Mihovr的研究表明，很多国家落在人均收入9000美元和13000美元这个区间，这个区域被称为“高收入之墙”。

为何在这个阶段上会产生“增速放慢”现象？对此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解释各不相同。其中经典的经济学解释是“鲍莫尔假设”，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提升，进入服务经济社会，而服务业相对制造业生产率较低，同样的增长率在服务业比重高的前提下就要消耗或占用更多的资源。如中国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制造业的70%。加上在这个阶段人口老龄化严重、技术进步缓慢等因素的作用，经济总体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就会导致增长速度趋于下降。

按“鲍莫尔假设”，在以生产率高的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下，经济增长速度要高于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江苏这些年经济增长速度要比广东经济增长速度快。

其实这个假设对传统服务业可能是合适的，但不适合现代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由于现代服务业的技术进步更快，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全球化的速度更快，因此对后者的全球实证研究表明，它的生产率更高。

二 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纲举目张”的工作机制

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的发展阶段，面临国际国内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江苏的工业化、城镇化和生态化三项任务交织在一起，转型升级的坎、城乡一体化的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坎，以及生态环境的坎，必须同时越过。根据多重目标下的最优决策原理，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具有“纲举目张”特性的工作抓手。笔者认为，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连接完成这些任务的机制化功能，是江苏避免陷入发展陷阱、打造经济升级版、进军基本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战略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发展的三个最新要求虽然简要，却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一方面，深化产业结构调整、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扎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三项任务，追求的其实是一个发展性社会经济系统所应该具备的健全的“生产、生活、生态”这三种功能，追求的是民众幸福生活所要求的可就业性、可居住性和可休闲性。同时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纲举目张”的机制特性，它架起了与其他两项最新发展任务之间的内在桥梁。

众所周知，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乡村工业化推进较早，江苏发达地区城市高度密集、人口高度密集、产业高度密集，开发强度已经临近国际公认的上限，资源和环境容量的限制是制约江苏“两个率先”战略目标实现的主要因素。为此我们把分析的焦点集中在如何通过其他两个任务的更好实施，来更加主动地跨越“生态环境的坎”。

首先，调整产业结构，是越过生态环境之坎的不二法门，是关键，也是工作的入手处和着力点。从总体上看，江苏生态环境的现状是由自身的产业结构特性所决定的。如苏州产业结构中制造业比重高，支柱性制造业过于集中于能耗高的电子信息、装备工业、冶金、石化等重工业，其工业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达到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