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导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资本、技术、信息、服务等生产要素跨界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程度日益深化，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升级优化，但由于不同区域的区位条件、发展的路径依赖、要素禀赋的差异，以及参与国际市场程度的差异和发展速度的差异，各区域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和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而产业结构与布局的合理调整、区域分工的推进，是通过厂商的投资决策来实现的，作为调节经济格局的重要杠杆，商务成本的提高会对企业的微观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进而影响区域投资和区域经济的整体发展。因此，考察商务成本，有助于选择正确的产业发展政策，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区域合理分工的实现，推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

对商务成本的研究，是从实践和应用的角度开始的。国外研究源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财富》杂志对全球最佳商务城市的排名。在我国，使控制商务成本从理论研究走向应用的第一个城市是上海市。2003年面对城市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土地和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城市生活费用日益上涨、大量外资流入周边城市、经济增速相对减缓的现象，上海市政府立项重点研究课题“控制商务成本和上海产业发展”，在广泛研究基础上启动了降低上海商务成本的政府工作计划。

国外对商务成本的研究集中在应用层面，常见于美国、日本和世界银行，主要是由各种研究机构选取不同的指标对各城市的商务成本进行排名，用于城市的投资环境分析。例如，在美国，《财富》杂志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全球主要城市进行了包括商务成本在内的商务环境比较研究，自2004年起，该杂志也展开了对“中国大陆最佳商务城市”的研究，数据主要源于创业者对各城市商务环境、商务成本、劳动力供应及生活质量等问题的回答。美国《福布斯》杂志自2004年开始针对中国大陆654个城市评价中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分别从人才指数、城市规模指数、消费力指数、客运指数、货运指数、私营经济活力指数、经营成本指数、创新指数等方面对654个大陆城市进行评价和排名。日本贸易振兴会（JETRO）根据其驻各国机构收集的信息，从1995年起每年两次（2001年起改为1次）公布“亚洲主要城市与投资相关的成本比较”的结果，并不定期发布亚洲以外其他城市同样的结果。近两年，JETRO还加强了对中国及其长三角地区城市商务成本的调查研究，其特点是对可以采集到的成本数据进行缜密的调查分析。世界银行、国家信息中心自2002年发起并创立中国投资环境论坛，目前已成功举办4届（2002、2003、2005、2006年），2002年第一届中国投资环境论坛上，世界银行发布了中国23个城市的投资环境状况，并在2006年扩展到中国120个城市。另外加拿大、冰岛、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美国一些地区（如爱达荷、内布拉斯加、肯塔基等州）为了吸引外部投资，相继对其相对较低的投资成本进行了研究并对外广为宣传。

国内对商务成本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研究由最初的对一些城市商务成本高低的评价逐步转化为商务成本与区域发展、产业结构、企业迁移等相关关系的研究，研究的地域范围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在理论层面，早期的研究集中于对商务成本的定义界定、测度方法、构成要素、影响因素以及商务成本对吸引投资影响的研究（傅钧文等，2003；安礼伟等，2004），目前对商务成本的研究热点有三个：一是商务成本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毕子明（2003）认为商务成本的上升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二是商务成本对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江静、刘志彪（2006）认为基于不同商务成本构成的差异，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在区域内协同定位，最终形成地区内产业分布的新格局，并以长三角地区城市的商务成本和产业分布格局进行实证研究；张少军等（2009）认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全球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能否实现取决于两地商务成本结构的对比。三是从商务成本与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研究。周正柱、孙明贵（2012）运用2003～2010年东中部9个省市纺织业等三大产业数据，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区域商务成本对企业迁移区位选择的影响。

在实践应用层面，浙江省企业调查队课题组以大中型制造类民营和外资企业为重点，专门选择杭、甬、温、嘉、台5个城市的100多家企业进行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