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制造业在经历了“十一五”的大幅度调整转移之后，“十二五”调整的项目在降低能耗的同时产出下降幅度比过去更大，新的增长更难以填补重化工业调整转移的下降份额。要同时完成节能减排目标与工业经济增长目标，上海工业面临两大困难。

一是制造业本身正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尚不足以带动制造业整体调整。具体表现为：

（1）2013年^[1]上海市GDP同比增长7.7%，而第二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落后于GDP增速，大部分行业都呈现脆弱的抗周期性。

（2）6个重点发展工业行业增长4.5%，落后于工业增速，其中，汽车制造业增长15.9%，生物医药制造业增长14.9%，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增长8.4%；而成套设备制造业下降0.6%，精品钢材制造业下降1.5%，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下降1.8%。

（3）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增长1.4%，没有发挥预期的主导作用。2013年上海战略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24.1%，而增速比工业增速低得多，以这样的比重和发展速度不足以拉动上海工业增长、调整工业结构。

二是能源、环境对产业的约束越来越“硬”，上海6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中消耗1.13亿吨标准煤^[2]且还在不断上升进程中，进一步倒逼上海必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而当下留给上海制造业结构调整的腾挪空间又相当有限。

能源以及能源消费造成的环境问题是上海工业结构调整的重要约束条件，但能源因素只能决定不发展哪些产业（摆脱对重化工业的依赖），无法决定应当发展哪些产业。在工业新的增长点稀缺、节能减排硬约束加强并叠加全球制造业周期性衰退、制造业投资向发达经济体回流的复杂情况下，上海工业结构调整应当遵循后工业化阶段制造业升级和结构演变的规律，把握国际新工业革命的趋势，主动调整和被动调整相结合，通过工业功能性调整服务于上海城市整体功能的转型和提升。

一 1980～2030年上海市能源消费的变动趋势

上海“十二五”“十三五”时期的能源形势，不能仅仅着眼于这两个5年孤立地分析，而是应当联系上海过去和未来中长期的能源发展形势，才能明确当前10年在上海能源发展战略中所处的阶段和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并展望未来20年，这5个10年上海能源的总体形势有很大不同，可以分为5个时期^[3]（见表1）。

表1 1980～2030年上海能源消费的总体形势

续表

1.1980～1990年

1980～1990年上海市能源消费的总体特征为：能源消费总量基数和年均增幅均较低：全市能源消费总量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约2200万吨标准煤的水平增长到3191.06万吨标准煤，平均每年增长3.6%、96万吨标准煤。同期上海国有经济结构大幅调整，工业能耗增长44.1%，是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主要因素。

2.1991～2000年

1991～2000年上海市能源消费的总体特征为：能源消费总量较快增长，全市能源消费总量增加到5499.48万吨标准煤，平均每年增长约230万吨标准煤，能源消费总量年均增速较20世纪80年代提高2个百分点。同期浦东开发带动全市经济高速增长，工业经济年均增速11.97%。

20世纪90年代上海市终端能源消费结构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城市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推动城市基本能源需求快速上升，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能开始大幅增长，分别增长165%、81.9%，同期工业能耗增长47.9%，工业能源消费量占全部终端能源消费量的比重从76.5%下降到67.1%，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能的比重从20%左右上升到30%。

3.2001～2010年

2001～2010年上海市能源消费的总体特征为：能源消费总量和增速同时大幅增长，能源消费总量超过1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长570万吨标准煤，年均增速较90年代又增加了1个百分点以上，城市面临前所未有的能源供应压力和环境压力。同期上海市工业经济保持年均12%的高速增长。

21世纪头10年上海市能源消费结构继续发生巨大变化：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能继续大幅增长，分别增长234.5%、118.3%，同期工业能耗增长69.3%，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上升到42%，工业能耗比重下降到55%。这一趋势体现出上海作为超大规模城市所具有的能源消费特性，对上海能源供求关系、能源结构变动具有长远影响，标志着控制城市能源消费增长必须兼顾工业、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能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但控制第三产业和居民生活用能增长的难度更大。

4.2011～2020年

当前的10年是控制住上海能源消费总量增幅的关键阶段，应将其控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