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舆情监测行业指的是使用一些技术监控手段来收集在互联网发表的观点和意见，经过研判和处理后向相关机构报送舆情报告的社会部门。在此基础上还衍生出网络舆情软件业、网络舆情分析师等新兴产业，其产值达数百亿元之巨。舆情监测是舆情业普遍采用的词语，同时并行的概念还包括监控和调控。监控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普遍采用的术语，强调监测之后的控制过程。同时，西方还形成了监控社会学，边沁、福柯、吉登斯等哲学家为其提供了思想资源。而舆情的调控在我国强调的是舆情的人为干预，使其能够朝监测者期望的方向发展。但也有学者质疑，舆情是否可能被调控。

舆情本身也是一个颇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意味着舆论事件是可以被操控、平息、稳定的，是可以被危机公关的。而在西方则更倾向于使用民意、舆论等词汇。除了政府建立了附属的民情调查机构，用来收集一些国家治理的基本数据，我国真正的民意调查是由媒体机构和学术团体兴起的。20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就分别联合一些大型调查公司进行了全国性受众调查。但是仅集中于受众的媒介使用情况，服务于传媒机构自身，并不是以服务于政府和商业机构为目的。

对于网络舆论的监测能够帮助国家进行社会治理，但也会帮助一些社会机构操纵民意，打压民众的正当诉求；可以帮助企业监控自身的形象，也可能用于打压对手，扰乱市场。为了使网络舆情带来正面的社会效益，在人民网舆情研究室成立5周年研讨会上，与会者提出《网络舆情研究阳光共识》：要采用科学方法；要秉持建设性立场；要发掘社会正能量；要严禁金钱的腐蚀；要拒绝恶意竞争。^[1]

一 2013年网络舆情业发展情况

2013年，我国有大量新的舆情机构产生，舆情频道成为具有一定科研实力的地方政府网站和媒体网站的标准配置。大学和科研院所开始建立舆情研究中心并产生相应成果，舆情产品大大丰富。除了各级政府的舆情研究部门直接报送舆情报告之外，还有大量商业舆情报告提供给企业。不仅有中央政府隶属的学术机构出版舆情蓝皮书，省级政府也出版舆情研究报告，如甘肃省舆情分析与预测蓝皮书。舆情研究还扩展到社会的各行各业，如广播影视舆情、IT行业舆情等，人民网甚至还提出了舆情灾害险的概念。

2013年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舆情分析师的职业化。人民舆情频道的分析师培训班已经办到第三期。华中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的相关团队也开始系统地培养舆情研究方面的硕士、博士、博士后。舆情研究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进行本科人才的培养也开始提上议程。

由于存在巨大的市场需求，2013年舆情业的产业化发展开始走向成熟。业内有人猜测舆情分析师培训业的产值达10亿元，舆情分析软件业产值达100亿元。^[2]舆情产品越来越表现出文化产业的属性：都具有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产品分发面越广利润越大且产品无损耗，还产生了舆情分析师、舆情软件等上下游衍生产业。

社交媒体成为舆情监控的热点。以往传统商业、新闻网站是舆情监测的主要对象，从2013年起基于移动互联网的舆情监测开始兴起，微信、微博、新闻客户端形成了所谓的“无线舆论场”。由于移动媒体的私密性和即时性，移动互联网对舆情监测技术提出了挑战。不论是舆情数据的抓取和研判技术都需要有更为专业的手段。

大数据建构舆情业行业门槛。大数据对软、硬件的要求相比结构性数据有大幅提升。要求相关软件能够抓取和分析来自社交网络的数据。大数据对舆情业的职业化既是挑战又是机会。挑战是将带来舆情业的洗牌，没有全网大数据舆情处理能力的小作坊将逐渐被淘汰。而实力较强的人民网、新华网舆情机构将越来越占优势。

舆情软件行业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发展。虽然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产业升级的机会，但是对网络语义的正确理解还是一个难点。由于人类语言自身的复杂性，机器要能精确进行判断和理解还非常困难。舆情研判很大程度依赖专业人员的解读。

在舆情监测的数据支持下，2013年我国还掀起了打击谣言大V的运动。传谣500次被刑法列入惩戒范围。许多微博大V先后因传谣、嫖娼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被关押和刑拘。2013年的“净网行动”使得网络舆情的烈度和速度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都会大大降低，出现恶性网络舆情事件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网络舆情的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