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我国雾霾引起的空气严重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尤其在2013年初全国暴发了最为严重的持续雾霾天气。一季度全国共出现11次大范围雾霾天气，波及20多个省份，全国平均雾霾日数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雾霾导致多个城市空气质量指数监测数据“爆表”，空气污染水平达到“严重污染”级别，引发全社会广泛关注，使得雾霾一跃成为2013年一季度热点指数最高的舆情热点事件^[1]。武汉大学互联网科学研究中心《2013年一季度网络舆情指数报告》指出：公众已经对雾霾等引发的环境问题表现出“零容忍情绪”。吉登斯所预言的那个“失控的世界”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2]。“风险是被建构的”，在媒介化时代，风险也是二重的。除了风险本身，媒介对风险的定义和分配，构成了从风险本身衍生出来的另一重风险。因为在风险社会大众媒介几乎是公众感知风险的唯一途径，对风险的媒介建构，包括对风险的定义、归因与归责等决定了整个社会对风险的态度和行动。媒介主要通过归因归责建构风险公共话语，而媒体归责也是媒体在风险社会实现与履行社会责任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3]。

新媒体已成为公众参与风险传播的新平台，新媒体技术的发展重构了以往在风险传播中由权威媒体向公众发布信息的传播模式，从一点发散转变为点对点之间以及多点之间相互发散的模式，新媒体可以使风险的“社会构建”过程成为政府和科技专家、环境组织和公众之间开放性的政治过程，有利于社会全面参与治理风险行动。

本文以人民网的雾霾天气报道为研究对象，鉴于人民网在我国媒介生态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兼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属性。作为官方主流媒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民日报》的子媒体，它是中国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另外，它采用新媒体技术交互平台，以主流声音覆盖体制外的舆论渠道，志在“凝聚社会共识，打通官方、民间两个舆论场”。通过研究人民网在雾霾风险建构中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对雾霾风险的归因动机与归责框架，不仅能够窥见政府如何利用新媒体与社会、公众之间围绕风险进行话语和权力互动，而且对于评价风险社会中我国新、老媒体社会功能的总体体现也具有代表意义。

二 媒体风险归因与归责的文献分析

本研究以归因动机理论以及相关归责理论作为主要理论框架。归因，是指个体对某一事件或行为结果的原因的知觉，主要关注归因的前提与归因过程^[4]。韦纳将归因研究和动机研究有机地结合到一起，发展为动机归因理论，也称为归因效果论。动机归因理论关注的核心是对归因后果的研究，侧重于探查和评价归因的后果，所强调的问题是归因的动机是什么？归因的目的是什么？归责是归因的结果，还是归因想要的结果？

韦纳认为，对行为起实质作用的是归因维度而不是具体原因。归因维度有三个，即部位、稳定性、控制性。^[5]在“行动者观察者”框架中，上述三个原因维度中控制性归因最为重要。如果消极事件的原因由行为者可以控制，即如果它是“可以具有其他结果的”，那么行为者就被视为对此结果负有责任。对消极后果的责任会引起观察者气愤的情感，“气愤”会反过来引发反社会行为。如果消极事件是由行为者不可控制的原因造成的，那么行为者对结果就没有责任，观察者方面引起的是同情，从而引起亲社会行为。^[6]可见，在控制性归因中，动机过程由原因推测前进到对行为者的判断，由归因延展至归责，并且在思想—情感—行动序列中，责任推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归因通过其对未来行为的预期及情感反应的影响而成为后继行为的动因。

关于媒体归因的研究，主要围绕媒体归因框架（或表述为归因模式）与归因策略展开。媒体对风险事件或问题的报道，事实上存在着许多种可替代的归因框架。多位学者发现媒体对灾害问题采取一元化归因框架的倾向，而不是多元归因框架。同时，媒体在不同报道时期可能会采取不同的归因框架^[7]（Stallings，1990；Gusfeild，1981；Spencer and Triche，1994；Joffe，2002）。邓建国采用“行动者-观察者”的解释框架，探讨形成西方媒体对华报道的归因基本错误的原因。^[8]孙玮在《转型中国环境报道的功能分析——“新社会运动”中的社会动员》一文中从新社会运动媒体动员角度指出，在环境报道归因功能中，“是天灾更是人祸”成为媒介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