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为在移民潮中诞生的深圳特区，以经济、政治环境的开放性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来此生活和工作，从而具有客强主弱和人口高度流动的特征。在建立经济特区之前，深圳（原宝安县）人口为33万，而2012年深圳全市常住人口数量达到1054.74万人，其中户籍人口275.89万人，占常住人口比重26.16%；非户籍人口778.85万人，占73.84%。由此可见，大部分的深圳居民是外来移民。当今中国正面临着深刻而全面的社会转型。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在社会转型时期所暴露出的问题则更为突出和典型。在这一转型的过程中，这座城市也同样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失范问题，而在诸多社会失范问题中，来自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背景的异乡人之间所造成的信任危机无疑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信任危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人情冷漠、同情心麻木，降低了居民的社会安全感和生活质量。

20世纪90年代，韦伯等西方学者指出，中国人彼此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因为个人关系和社会组织都是建立在以血缘维系的家族基础之上，对家族之外的其他人缺乏信任，中国社会是一种低信任度的社会，也是一种缺乏普遍信任的社会（福山，1998）。也有观点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单位制的解体，中国社会正呈现个体化不断加强的趋势，而这种个体化的趋势是和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发展特征相一致的。在个体化社会中，个体对自我身份的认识和建构主要来源于其身处的特定情景和习惯，这是个体主义背叛集体主义，从而摆脱共同体束缚的必然结果。因此，“个体越来越孤独和原子化，更少地在帮助他人方面审视自己”。所以有人认为，当今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冷漠行为事件正是个体化社会可能出现的一些现象。

一 问题的提出

信任是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包括许多层面与维度。因此，在做任何信任研究之前，把自己要研究的信任先作概念上的说明及澄清，找出其基本构成是必要的。然而，西方学者对信任的定义五花八门，直到今天，也仍然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定义（Luhmann，1988；Barber，1983；Zucker，1986；Shapir，1987；Bluhm，1987；Reichmann，1989；Bulter，1991；Hosmer，1995）。有些人以理论分析为基础“主观地”将信任进行概念化，另一些人则通过因素分析等实证手段“客观地”找出信任的含义。而且，有人偏重于描述性定义，也有人倾向于采取操作性定义（Peng，1998）。

人际信任的表现形态，不仅是对个体间心理距离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状态的映射。现代及当代学者们对信任的类型进行了分类：祖克尔根据信任的产生机制，把信任分为交往过程信任、特征信任和制度信任三种模式（Zucker，1986）。卢曼根据社会关系、社会体制和具体情境对信任的影响，认为信任包括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Luhman，2000）。列维斯和维吉尔特从人际关系的角度理解信任，认为信任类型可分为认知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Lewis，Weigert，1985）。中国学者张康之按照社会历史形态和人际历史形态，将信任的模式区分为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认为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任基本上属于一种习俗型的信任；在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中，发展出了一种契约型信任；而在走向后工业社会这种新的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正在生成一种合作型信任。

深圳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更多是以一种契约的形式来维持，因此，合作型信任在一定程度上来讲，也是一种契约型信任。契约也有多种定义，广义的契约是社会成员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群体与国家等相互之间订立的成文或不成文的合同、协议、条约、法律、规定，乃至风俗、习惯等各种约定。麦克尼尔认为：契约不过是有关规划将来交换过程的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是将契约限制为承诺，以承诺来影响未来。而在所有社会中，习俗、身份、习惯及其他为人所内化的东西都可以规划未来的交换。契约观念，指的是在人缘契约和经济契约方面的不同表现。人缘契约是指任何时刻都存在于社会成员之间的一系列没有明文规定的期望。人缘契约尽管没有做出书面的规定，但却是双方期望的连接纽带。经济契约是指用文字表述的正式书面契约。

信任的研究中一直不乏理论性的评述，但人际信任是时刻与社会现实发生关系的一种社会心态，因此，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