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PX项目为代表的“选址困境”

以PX项目为代表的新建大型化工项目每每遇到来自社会力量的抵制，近年来，几乎每一个项目都会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这种针对PX项目的群体性抗议开始于2007年的厦门。厦门的PX项目投资逾百亿元，2004年2月中央政府批准该项目立项，2007年3月，105名政协委员建议项目迁址，6月1日，市民集体抵制PX项目，之后厦门市政府宣布工程缓建，然后进行二次环评，公众投票，最后，项目迁到了另一个城市——漳州。

厦门的PX事件因为当地民众的抗议而广受关注，虽然厦门PX项目最后得以顺利解决，但是引起了连锁反应，之后发生了一系列抗议PX项目的集体行动。

成都的PX项目始于2005年，2007年开始选址建设，2013年建成。2013年5月，发生市民对PX项目的抵制活动。

大连PX项目2007年10月开始施工，2009年6月21日正式运营。2011年8月受台风影响，海水冲击让PX工厂的两段堤坝垮塌，暴露出风险。大连市爆发了市民要求PX项目搬迁的集体行动，大连市政府当天做出将PX项目停产搬迁的决定。

2009年宁波市炼化一体化项目扩建，总投资558.73亿元人民币，年产1500万吨炼油、120万吨乙烯，其中包含PX装置。2012年10月，当地村民集体上访，后来发展到全市持续的抗议活动，最终，宁波市政府承诺不再建设PX项目，并停止推进整个炼化一体化项目。

2013年5月，昆明民众反对1000万吨炼油项目引起群体性事件。

2014年3月30日，广东茂名爆发了反对拟建PX项目的群体性事件，而此时茂名市政府还没有开工建设PX项目的具体时间表，环评、立项等前期工作还没开展。

中国是纺织品出口大国，PX衍生产品PTA是纺织业广泛的原料，根据《乙醛醋酸化工》（Acetaldehyde Acetic Acid Chemical Industry）2013年第4期的信息，虽然中国的PX产量很高，但依然有46%的PX需要进口。由于国内PTA产能在迅速提高，PX供给的缺口还在扩大。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China Chemical Fibers Association）认为，如果2013～2015年没有新增PX项目，2015年国内PX产量只能达到800万吨，供需缺口将达到1400万吨。在建的PX项目有三个，分别是从厦门迁到漳州的项目及彭州和海南的PX项目，三个项目规划产能分别为160万吨、60万吨和60万吨。即使这三个项目顺利投产，2015年的PX产量也只有1100万吨，市场缺口为1100万吨，仅能满足国内需求的一半。但这三个项目都遭受到民众反对，能否按期投产尚未可知。近年来，受中国PX需求增加的影响，国际市场PX价格持续升高。更高的原料价格使得中国纺织业产品失去了价格的优势，使得本来就处于下降中的中国纺织品出口更加困难。

中国的一些工业项目，特别是像PX这样的化工项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选址困境，亟须一种机制来摆脱危机。这种情形与“社会认可”（Social License to Operate，简称SLO）兴起时采矿业的遭遇很相似。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系列的化学品溢漏、尾矿坝事故和众多发生在探矿和采矿阶段的群体性事件的曝光，国际上采矿业越来越处于公众的严密审视之下，其行为被严格监控。1996年，在一项民意调查中，采矿业在美国的24个行业中受欢迎率最低，甚至低于烟草行业。“采矿业”在国际上臭名昭著，是一个代表着污染和社会问题的行业（Prager，1997）。在这种背景之下，1997年在华盛顿召开的一个世界银行会议上，当时Placer Dome公司的国际和公共事务主管Jim Cooney提出，采矿行业必须以积极的行动来恢复名誉，并且在矿点开采的初期就应该获得“社会认可”，以此重建采矿业文化和公众印象。之后这个术语出现在1997年5月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召开的世界银行赞助的采矿业讨论会上，并很快被纳入了关于工业、公民社会和采矿地社区的词汇当中（Ian Thomson，Robert Boutilier，2012）。

尽管“社会认可”在世界许多国家发展很快，但在中国并不为人所熟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在这一困境出现之前并不需要这样的措施，因为项目的上马和推进都是政府主导的，不需要社会的认可和赞同，社会已经习惯了由政府安排，被动地服从和接受。但是，近年来，中国的环境污染加重，人们的环境风险意识提高，不断发生的与环保有关的集体事件影响了更多的民众参与。加之互联网普及后信息传播方式更便于环境风险恐慌的扩散，社会反抗声音更容易发出和传播，民众聚集和集体行动更容易实现，政府只能主动让步，不断寻找化解冲突的措施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