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来，面对国内外经济和社会形势复杂而迅速的变化，我国政治经济学界的研究不仅直面最前沿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也积极展开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和交流，在理论与方法两个层面寻找突破。在这一背景下，我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得到了极大拓宽，研究方法获得了即时更新，针对具体问题在研究的理论深度和实践意义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展。在本部分中，我们将介绍2010～2013我国政治经济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梳理研究者们在各个具体问题上提出的最新观点，以期展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新智慧，促进学界同人们的相互交流。

一 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研究

（一）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面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愈加复杂的劳动分工，我们如何利用劳动价值论解释纷繁复杂的经济活动在价值创造和实现过程中的作用，是政治经济学长期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挑战。近年来我国学者围绕这一问题也进行了更为具体和与时俱进的研究。

（1）“广义价值论”之争。表现之一是围绕着“广义价值论”的研究、争论和批判。蔡继明（2010）吸收新古典和斯拉法的价值理论，对“广义价值论”作了进一步阐发；^[1]蔡继明、李亚鹏（2011）继续对基于劳动异质性的广义价值论进行表述，并从劳动异质性的角度对劳动价值论，以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折算作了新的解释。^[2]王小军（2012）则对“广义价值论”进行了批评，认为价值由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是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等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格均衡论，将供求引入了价值决定。^[3]陈文通（2013）认为不能将劳动价值论拓宽，拓宽的实质是将一切社会关系视为商品交换关系，在理论上是不科学的，也没有实践意义。^[4]与此同时，何炼成（2010）结合科技革命的新形势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提出了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劳动的认识。^[5]鲁品越、桂徽（2010）尝试构筑了创新型劳动的价值创造模型。^[6]杨戈和杨玉生（2010）强调了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对于认识价值扩张、资本积累、政府干预分配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等都具有重要意义。^[7]

（2）价值到价格的转形问题。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如何处理好理论上价值到价格的转化以及现实中价值与价格的关系，是学界长期致力于研究的问题。近年来我们看到中国学者继续在“转形问题”上展开讨论，做出了更多精细化的研究。荣兆梓（2009）批评了西方经济学对劳动价值论内涵的误解导致萨缪尔森在推倒转形公式时使用了不恰当的劳动消耗系数得出了错误的结论。^[8]丁堡骏（2010）认为将再生产平衡作为转形研究的基本条件是不正确的，应将平均利润公式作为转形分析的不变性方程。^[9]冯金华（2010）在对既有转形模型进行审视的基础上质疑了转形问题本身是否存在。^[10]张忠任（2012）从转形问题出发，分析了供求因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提出决定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始终是第一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1]余斌（2013）剖析了斯蒂德曼联合生产研究中的三个根本性错误，并且针对斯蒂德曼所举的数值例子，给出了更符合马克思原意的纠正性解答。^[12]王今朝、龙斧（2012）探讨了劳动价值论作为价格决定性理论的基础。区别了应然价格和实然价格（即市场价格），在一一映射和利润率相等的假设下，证明了应然价格应该是价值的截距为0的仿射变换。由价值所决定的应然价格应该成为衡量任何一个社会实然价格合理性的标尺，劳动价值论可以成为中国未来进行价格管理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13]

（3）价值量的决定问题。有关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问题也在近年间引起了学者们一轮热烈的讨论。李炳炎（2010）分析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四种含义，并重新探讨了商品价值量的决定规律。^[14]冯金华（2013）证明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基本原理同时适用于单一生产和联合生产，只要所涉及的联合产品都是稀缺的有用物品，则它们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单位价值量都将大于零。^[15]

2011年之后关于“成正比”的理论研讨正式展开。“成正比”理论是指劳动生产率和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孟捷（2011）梳理了成正比理论的核心观点，包括：（1）在商品按价值出售的前提下，把生产率进步带来的超额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