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经济学中，有叙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典型形式和本质特征的经济学对象上的理解，也有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和现实特征的经济学对象上的理解。在对马克思经济学对象囿于典型形式理解时，社会主义经济学曾受到过限制和扼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是以对马克思经济学特殊形式对象的理解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体系创新，则是对马思经济学对象理解的科学拓展。

一 对马克思经济学对象的理解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创立

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对象的理解，最突出地体现在《资本论》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以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例证”。这是因为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最典型的国家，英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也最为尖锐，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能够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透彻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全面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种以典型的、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的经济学中，“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p.8）}在马克思看来，对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叙述的理论结论，对于包括德国、法国在内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唯有现实的典型性，才有理论上的典型性；唯有理论上的典型性，才有现实中的普遍性。对象的典型性，是由马克思《资本论》特定的对象决定的。

对象的典型性，是阐明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普遍性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揭示这一社会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根本要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从“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1］（p.10）}开始，以“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对自身的否定”^{［1］（p.874）}为最后结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1］（p.874）}，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学叙述的基本取向。在《资本论》中，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研究，是从属于经济制度本质阐述的，是对经济制度本质的延伸。因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叙述，以经济制度本质阐述为主线，在论证经济制度本质需要的范围内，才对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做出了相应的探讨。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晚年对经济学对象及其特点做出过新的思考。马克思认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2］（p.466）}他对那种把《资本论》第一卷的一些重要论断当作“万能钥匙”的观点很不以为然，认为“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2］（p.466）}马克思相信，“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2］（p.467）}显然，在马克思看来，他以英国典型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对象阐述的理论结论，不可能完全适合于对其他国家和地方的经济关系本质的理解。

马克思晚年的这些思考，对恩格斯肯定产生过重要影响。几乎同一时期，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一思考做出呼应，提出了经济学对象的特殊性的观点。恩格斯认为：“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3］（p.153）}这就是说，在经济学对象问题上，存在两个“不可能……一样”的情况：一是社会经济制度相同的不同国家，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关系可能不相同，经济学对象“不可能……一样”；二是同一国家处在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不同时期，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关系可能不相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