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理论源泉。最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的出版，既是党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成果，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二版出版以来，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的标志性成果。《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回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的变化特征相结合，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最基本的原则和最根本的方法。当然，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主要是列宁主义，或者说是列宁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在发展，时代主题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来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已经转变为以和平与发展为特征的时代主题。面对中国具体实际的发展和时代主题的变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必然有新的拓展。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进程中，我们不仅要继承和弘扬列宁主义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要立足于时代变化的新特征和新要求，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思想，在更为宽广的视阈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当代中国和当今时代主题变化的实际结合起来，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不仅包含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而且还包含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以往未被发现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承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也包括手稿和书信）中的一系列经典的理论观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

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开始注重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及文本的重新研究。这一重新研究主要顺着两条思路展开：一是考据式的文本研究，即从文本本身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本意做出新的解读；二是问题式的文本研究，即从问题出发，带着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找到新的理论解读。前者如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考据中发现的实践唯物主义、人道主义等的解读。后者如从解决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中，发现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人的发展的三大形态理论；从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中，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探索等。这两种文本研究的方法，也是中国传统治学的基本方法。无论是考据式的文本研究，还是从问题出发的文本研究，对拓展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其研究过程与研究结论大多为学术性的，但还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多方面的理论铺垫。

在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建设的长期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以“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传统。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的视阈更为宽广，特别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的重新理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新的取向，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的内涵。

一如生产力理论。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最为基本的原理。1978年3月，邓小平提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1］（p.87）}这里提到的马克思的观点，源自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按照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撰写的第一部著述，也是马克思“不惑之年”对自己理论研究的集中概括。实际上，在1975年和1976年，邓小平就提到过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这一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马克思的这部手稿刚有中文译本。在拨乱反正中，邓小平重新提出马克思的这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