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出版14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发生了许多重要的新变化，呈现出了许多重要的新特征。同时，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马、恩所设想的以产品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也有了许多重要的差别。实践的发展，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指导下，科学地解释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新变化、新特征，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观点、新见解，并以之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的新实践，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和创新。本文将着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的时代任务和基本路径这一重大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

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创新面临的时代背景

1.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态势

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多极化都出现了若干新特点和新态势，它们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必须面对的外部环境。

第一，协调一致地注入流动性是国家垄断资本在后危机时代调控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主要手段，动辄数千亿美元的流动性干预规模也反映出其危机救援的雄厚实力。在危机救援初期，次债市场上金融资本无限的逐利行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能继起（刘灿等，2007），^［1］致使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就向其金融市场注入了超过5500亿美元规模的流动性（何帆等，2007），^［2］危机干预的深度和广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史上罕见。在危机救援中后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启了国家垄断资本渗透到微观金融机构的危机干预模式，以干预、重组乃至重新国有化那些出现债务危机、信用评级危机的金融机构的方式来维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比如，继“两房”和AIG被美国政府接管后，美国财政部在国会授权下以2900亿美元为美洲等九大银行参股注资；德国政府以680亿美元巨资收购房地产巨头HRE；荷兰和法国政府分别出资233亿美元和198亿美元，收购富通银行股份；爱尔兰几乎把银行系统全部国有化；英国政府也接管了房地产贷款巨头Bradford & Bingley公司和Northern Rock银行（裴长洪，2010）。^［3］救援行动的一致性说明，经济全球化把西方国家垄断资本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西方金融和资本市场也迫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资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强化了后危机时代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救援和干预，这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过程中的新现象。

第二，国家联盟、跨国经济金融组织成为垄断资本跨国流动配置从而实现反危机的重要平台。在这些平台中，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得到提升，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占据主导地位，并借以维护跨国垄断资本的根本利益。典型的案例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西方国家为应对日渐频繁的货币、金融和经济危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集团”（G7）建立，以图在政治经济领域进一步维护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但世界经济、贸易、金融发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与之伴生的各类政治经济问题层出不穷，G7协调和救助资本主义经济能力的每况愈下，越来越需要新的国家力量参与到挽救垄断资本跨国配置及其利益的过程中去——包含金砖四国（中、俄、印、巴）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20国集团（G20）应运而生。我们看到，在2009年伦敦G20峰会后，20国集团领导人承诺为IMF和世界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提供总额1.1万亿美元的融资，将IMF的资金规模由2500亿美元增加至7500亿美元。同时，G20伦敦峰会所形成的全球刺激经济计划金额合计远远超过1.1万亿美元，而到2010年年底前不低于6.1万亿美元（金亨泰，2009）。^［4］由此可见，资本要素的流动已经从私人垄断资本的跨国流动发展到国家资本的跨国流动，20国集团、IMF和世界银行等国家联盟或跨国组织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三，现行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的呼声日高，体现出经济全球化向多极化发展的一般趋势。早期的经济全球化，是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当时所建立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是服从于、服务于垄断资本的战略利益的；但全球化越是深入发展，其多极化趋势就越是明显，这使得许多发展中经济体越来越要求西方垄断资本的跨国配置，不能以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作为代价。于是，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便迫在眉睫。李稻葵等（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