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4年10月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经历了从传统主流向当代主流的嬗变,主流化嬗变背后的历史逻辑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变迁。传统主流的局限主要是由释读化研究倾向所带来的,表现为违背问题意识导向、混淆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无法形成逻辑一致的分析框架。当代主流的创新主要体现在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对现实问题的指导性和实践性,但它仍面临着“认同之困、体用之困、转换之困”等诸多困境。为继续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必须处理好:(1)垄断与竞争的关系,形成公平的学术研究环境;(2)思想与工具的关系,形成正常的学术价值取向;(3)规范与嵌合的关系,形成科学的学术发展机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指那些以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科学成果。[1](p.2)以1867年《资本论》的问世为标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历经了经典形式、传统形式和现代形式的演变。[1]而作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经历了从传统主流向当代主流的嬗变。通过分析比较传统主流和当代主流的异同,从整体上把握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脉络和发展轨迹,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化嬗变历程及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对于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经济学地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地位问题:主流化嬗变及其历史逻辑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流化嬗变历程
主流经济学是指在一定时期和地理范围内,在各种相互竞争的经济学说或经济流派中居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某种理论、学说或流派。主流经济学的主导地位或者表现为它在经济学术界能够得到大多数经济学家认可和赞同,或者是作为官方做出经济决策和制定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石,或者二者兼而有之。[2]主流经济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因地而不同或者变化的。有学者提出,世界主流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是现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3]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流化嬗变基本上沿着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两条线索展开。基于此,本文尝试把主流化嬗变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传统主流阶段(1949~1978年):以“苏联范式”为代表的传统主流。基于政治考虑、赶超发展战略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选择,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尚处在形成中的、代表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苏联范式”占据了主导和支配地位,被视作唯一真理和绝对权威。所谓“苏联范式”,是指20世纪20年代后在苏联逐渐形成特别是50年代初在斯大林主持下写成的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构建起的那套理论体系和理论范式,它基本上不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继承或发展,而是以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特征,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服务的理论体系。这一时期学界仍不乏坚持真理的经济学家,他们在对马恩经典著作进行系统研究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国情和实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应用于实践,于不同时期向“苏联范式”提出了挑战。但学界这些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和主张不仅没有发展成为当时的主流,反而被视为离经叛道之说受到禁止和批判。
过渡阶段(1978~1992年):对“苏联范式”的反思与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开始认识到,“苏联范式”作为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反映,其封闭性和教条主义倾向成为束缚当时经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沉疴。面对改革实践带来的新矛盾、新问题,决策者开始对现实中的大量经济问题进行研究和分析,其成果集中体现为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成为当时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创新。同一时期,学界积极响应“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对“苏联范式”展开了反思和批判,强调“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和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以恢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真面目。[2]
当代主流阶段(1992年至今):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流派的初步形成为标志。首先,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超越传统的“具体化”走向创新发展。传统上,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曾局限于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具体化”或“具体运用”,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被视为不能更改的金科玉律,正是这种脱离时代重大变化和现实条件的发展路向束缚和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致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生命力逐渐式微。以1992年党的十四大为转折和标志,官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开始超越传统的“具体化”,迈出了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最重要一步。[3]其次,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也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一是西方经济学大规模涌入,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二是学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从传统形式走向了现代形式,最突出的标志是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