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社会不断进步的同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越来越严重的劳动贬值问题，必须予以重视。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到所谓的“中等收入”阶段时，如果这种现象不能得到纠正，长此以往，势必危及中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繁荣稳定。因此，针对中国目前的现实状况，必须在价值取向、分配体制和政策上，回归劳动价值论。值得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回归劳动价值论”，并不是说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要转变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也不是倡导学界今后要把劳动价值论作为研究重点，更不是说我们的研究重心今后要转变为劳动价值论，而是希望今后在以下方面有所转变：在社会的价值取向上，要倡导劳动者光荣；在国家的分配政策上，要使劳动者能够获得应有的收入；在资源流动的引导上，要使社会优秀人才能够被吸引到生产领域。本文拟在对目前中国劳动贬值的现实状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劳动回报偏低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并对回归劳动价值论的必要性进行探讨，进而解析回归劳动价值论对现实的启示。

一 问题的提出：创造财富和知识的劳动者收入回报偏低

现阶段，我国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创造财富的实体经济部门（主要是工业和农业部门）及其生产性劳动者和创造知识的劳动者不能分配到应有的财富。可以通俗地概括为：生产财富者收入低，倒卖财富者收入高，倒卖资金者收入更高，倒卖权力者收入最高；创造知识者收入低，倒卖知识者收入高。当然上述概括是相对的、总体性的。这里的“倒卖财富”泛指商品流通领域，“倒卖资金”泛指广义的金融领域，“倒卖权力”则指少数贪官污吏进行权钱交易的行为，也包括少数利益集团利用行政垄断权获取垄断利益的行为；“倒卖知识”指的是诸如各种培训班的举办等，将知识作为主要商品的各类经营活动。

目前，劳动贬值现象在中国比比皆是。比如：在收入回报上，种粮食者不如卖粮食者、种菜者不如卖菜者、发电者不如输电者和卖电者（电网公司）、药品生产企业不如医院。这种价格的不合理差距，导致生产产品的企业利润低，许多行业维持微利状态，甚至亏损。相应地，这些部门劳动者的收入就偏低。

以金融业为例，整个金融行业（包括银行、基金、保险、信托等），无论是行业利润率还是职员的个人收入都明显偏高。不仅比生产性行业高，也比许多其他非生产性行业高得多，所以才会有“倒卖资金者收入更高”的说法。金融行业的薪酬回报也远高于生产性行业。在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任何金融活动和创新出来的金融工具本身，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创造出一分钱的社会财富。而无论金融行业技术含量如何高，整个行业和劳动力的高收入现象与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是相悖的。

与之相对应，创造财富的生产性劳动者的收入状况则完全不同。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11年各省排名最高的北京市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6万元，其他省份更低，这与上述金融从业人员的收入形成显著对比。另外，国内外劳动者收入之间的差距也能显现出中国劳动者收入偏低的窘态。郎咸平有一个统计，每小时人均工资全世界排名第一的是德国，约30美元；第二名是美国，约22美元；泰国是2美元；而中国只有0.8美元，位列全世界最后一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人均工作时间一年竟高达2200个小时（全球第一），而美国只有1610小时，日本是1758小时，荷兰只有1389小时。^［3］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收入低，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质量低，没有技术含量。相比较而言，对于一些非生产性行业的高收入者来说，即使有的人学历高，但由于他所从事的劳动本身技术含量有限，其劳动的实际质量也并不高。

同样，创造知识的劳动者也是这样。以主要创造知识的大学教师为例，他们从事的是高强度的智力劳动，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复杂劳动、多倍的简单劳动。但是，他们的收入却相当有限。据美国《纽约时报》2012年公布的最新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全球28个国家的教师中，中国大学教师的平均月工资倒数第三，仅为720美元。在中国，刚入行的大学教师的收入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每月259美元，是全球“最低价”。加拿大的大学教师收入居于榜首位置，刚入行的大学教师工资和平均工资分别达到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