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回顾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欧美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信息加工和通信业迅猛发展，但技术进步并未保持同步增长，而是呈现阶段性变化特征。在1970～1980年、1980～1990年、1990～1998年，全要素生产率普遍出现倒U形增长，第一阶段全要素生产率低于第二阶段，第二阶段达到最高值后第三阶段又开始下降。^[1]同样，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每年以两位数增长且经济快速发展，但依据要素投入数据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发现，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同时，经济增长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改善。^[2]在1983～1988年、1988～1993年、1993～1998年和1998～2003年，全要素生产率均值分别为5.6、3.4、4.1和3.8，1993～1998年虽有改善但整体下降趋势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1993～2003年相对于1983～1993年更是平均下降约1个百分点。^[3]

传统方法度量的技术进步不仅没有出现预期增长反而持续下降，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向集约化方向发展，经济增长质量不断下降。Boucekkine等认为，原因可能是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假定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相独立，这类假定的技术进步测算方法无法捕获新增设备资本品的质量变化。^[4]而且其度量的全要素生产率仅为中性技术进步，不能决定经济增长质量的全部。现实经济中的技术进步并非完全以独立方式提高要素质量和配置效率。^[5]技术进步和生产要素组合方式不同，要素生产率作用差异显著。无偏中性技术进步只是同比例提高生产要素投入效率，若要素发展和经济增长仅来自中性技术进步，利用索洛剩余法度量全要素生产率就可以有效测算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质量。但技术进步通常依附于资本或劳动投入过程中，并非均等提高资本和劳动的质量及其生产率，在有偏性技术进步发挥作用的经济环境中，用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技术进步局限性较大，结论明显有悖于技术进步的实际贡献，也无法据此准确判定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长方式。^[6]

为解释世界范围内信息通信业大发展、经济高增长而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下降现象，Gordon、Greenwood和Yorukoglu、Greenwood，Hercowitz和Krusell以及Greenwood和Jovanovic发现，中性技术进步并不是技术进步的全部，在不同发展阶段，经济体技术进步路径不同，而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进步主要与有形的设备资本品结合，利用内含最新技术的设备特别是信息产业设备，通过资本和技术进步相耦合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7]如美国1990年代中后期各类设备价格普遍下降，^[8]而设备软件投资却迅速增长，占GDP的96%，比1987～1994年高出52个百分点，设备投资数量和价格呈现出反向变化特征。^[9]Greenwood和Yorukoglu认为，新设备投资中蕴含前沿技术进步，传统中性技术进步的研究假定存在缺陷，虽然设备资本价格短期变化的决定因素很多，包括市场竞争、同质产品替代、资本技术转移、自主创新、税收政策调整和其他政策激励因素，但长期资本品价格下降却源于技术进步，也正是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特别是技术进步物化于有形资本品中提升资本质量，才能有效降低资本品价格。^[10]Gordon和Hueten等发现，1954～1990年美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每年以3%的速率增长，占技术进步总贡献率的2/3以上，特别是二战后美国60%的生产率增长来自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11]赵志耘等将资本分为设备资本和建筑资本，依据二者的相对价格和投资的边际收益研究发现，设备价格下降和设备投资快速增长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事实，验证出中国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存在性。^[12]黄先海等也认为，中国的技术进步完全可能融合于设备投资品内，通过设备更新换代实现技术升级和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他们以发明专利总数和年度数反映技术存量和技术流量，依据索洛剩余法测算技术进步发现，1980～2004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3.36%，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为39.96%。^[13]

如何有效分离并测度依附于资本积累中的技术进步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难点和前沿问题。^[14]当前国内研究主要关注全要素生产率及其组成成分分解，集中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及其贡献率的定量研究相对不足。一些文献虽涉及资本体现式技术进步，但只开展定性分析或仅论证中国高资本积累过程中体现式技术进步的存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