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4年10月 |
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发展问题一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心所在。是否认同社会主义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甚至被提到了是否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高度。[1]但在中文语境中,“生产力”一词经常是单独使用的,容易让人误以为凡是生产力增长都值得肯定,都可以成为“标准”。事实上,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也可能是一种“破坏的力量”。[2]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提出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先进生产力”等概念。本文尝试回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典论述,系统研究生产力的性质,并试图为国民经济评价找寻一个新的思路。
一 生产力的四种关系性存在
物质性存在都是关系性存在,马克思曾说,一个存在物如果“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3]所谓性质,是事物本质在与他物关系中的某种外在显现。所以,弄清楚决定生产力之存在的“关系”是弄清生产力性质的前提。
这个问题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有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讲了四种关系。
第一种是生产力与人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德意志意识形态》明确指出:人类为了能够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尽管马克思也曾提到,需要也可能是生产出来的。但是生产与需要事实上又经常不一致,表明两者是相互制约而非生产对需求的单方面制约。既然如此,生产力与人的需求的关系就是贯穿生产力发展始终的一对基本关系。
第二种是生产力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要生产满足“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需要的资料,当然需要物质对象和工具。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又讲:“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5]显然,离开了自然界,生产力亦无从谈起。
第三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紧接着的问题是,生产力可以在个人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孤立存在吗?《德意志意识形态》曾讲:“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6]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说得更清楚,他说:人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7]可见,生产力也不能脱离生产关系而存在。
第四种是生产力与自身之间的关系。这一点最易被忽略。人的实践能力要发展,总得要有所继承,否则,必然的逻辑结果是人的实践能力发展只能始终从零开始,人就只能始终处在即将转变为人的那种临界状态。这段话在各个时代都曾被反复提及,“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8]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9]我们把这种生产力在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称为生产力与自身的关系。
以上论述表明,这四种关系是决定生产力之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否是充分条件呢?第一种关系讲的是生产力之所以存在的原动力,第二和第四种是物质条件,第三种是社会条件。何谓生产力?尽管学界颇有争议,但这样理解应大致不错:社会中的人在与自然界“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满足自身物质生活需要的能力。所以,上述四个关系又是生产力之存在的充分条件。
二 生产力的基本性质与评价上的困惑
四种基本关系,必然会表现出四种基本性质。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我们可将它们称为生产力的价值性、自然性、社会性和动态性。也正是在这四大方面,可能产生对生产力评价的困惑。
1.生产力的价值性
这是由生产力作为相对于人的需要的关系性存在决定的。所谓生产力的价值性,就是指生产力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性质。表面看来,这似乎是个很直观的结论,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人的需求如同产品和各种劳动技能一样,也是生产出来的。[10]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指斥“那些以消费为出发点的经济学家是反动分子,因为他们忽略了竞争和大工业的革命方面”。[11]似乎在马恩看来,消费只是处于从属地位,其实不然。因为“已经得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