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变，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受到全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中国发展模式最引人瞩目的是它的增长奇迹。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10%左右的高增长率？最具历史意义的是这一奇迹背后所蕴含的制度和理念：到底存在不存在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成功的发展道路以及制度和理念？这是近现代中国历次重大社会变革所关注的持久主题，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共同面临的抉择。如何回答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和未来世界的面貌。中国发展模式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本文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经济模式的特征与意义。第一节综述对中国经济模式认识的演进与发展，第二节阐明中国经济模式的主要特征，第三节分析中国经济模式面临的矛盾与选择，第四节概述中国经济模式的意义，包括普遍性与特殊性。

一 对中国经济模式认识的演进与发展

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和研究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而不断发展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就提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道路的指导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在学术界，以孙冶方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成果。从指导思想和实践进程看，中国经济模式的发展方向无疑是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就学术层面来说，对中国经济模式的认识存在不同的流派和观点，其演进在改革开放以来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

（一）比较经济学的范式：20世纪80年代对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探讨

经济改革初期，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对改革理论的需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又缺乏关于市场经济体制演化的系统理论。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大显身手，成为探索经济模式的重要理论支柱。在理论上，苏联东欧等国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论，如兰格的“计划模拟市场”模式、布鲁斯的“含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奥塔·锡克的“宏观收入分配计划调节下的自由市场”模式、科尔内的“宏观调控下的市场协调”模式、诺夫的“可行的社会主义”模式等，都曾在中国学界受到重视。在实践中，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东亚模式、北欧模式、英美模式等，都曾引起人们的关注。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例如，刘国光、戴园晨、张卓元等提出体制模式与发展模式的“双模式转换”论和企业改革与价格改革两条主线协同并行的“双向协同”改革战略；^[1]厉以宁等提出企业改革主线论和股份制作为企业改革主要形式的观点；^[2]吴敬琏、周小川等提出以价格改革为中心进行综合配套改革的“协调改革”观点；^[3]董辅礽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八宝饭”的混合经济观点；^[4]卫兴华、洪银兴和魏杰提出“计划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模式；^[5]等等。从1987年10月起，国家体改委委托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以及少数省市的专家学者，研究1988～1995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形成了几份具有不同特点的综合规划和总体报告，集中体现了那一时期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的系统认识。^[6]

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我们正确借鉴国外的经济模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它在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理论的束缚和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方面功不可没。但是，比较经济学的方法存在重要局限。一方面，它是经验的而不是规范的，它对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经济体制从实证的角度进行比较和概括，但是并没有形成关于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又是抽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