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4年中国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开始，一个关于中国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的理论命题逐渐为中国经济学界所关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7年的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减少会对经济发展形成有力制约。这一理论观点一经发表，便引起了国内经济学界、人口学界的连续争论和深入探讨，其理论预测的科学性和精准度一直备受争议。

总体看来，目前学术界对中国是否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呈现出泾渭分明的两大类观点。以蔡昉教授为代表的赞成者主要选取农民工工资上涨、农民工供给数量短缺、人口红利消失以及人口结构向老龄化社会转变等实证材料来论证中国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区间、迎来了一个劳动力短缺的时代（蔡昉，2008，2010；王德文，2008）；而反对者（白南生，2009；钱文荣等，2009；周祝平，2007；刘伟，2008），则主要从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的精确测算数据、农民工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城乡二元结构短期内无法走向均衡以及劳动者工资比重占GDP比重的比例呈明显下降趋势等角度来证明现阶段谈论中国进入了刘易斯拐点还为时尚早。争论的核心指标，即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估算数据呈现出极大的不一致（参见表1）。

表1 不同时期对中国剩余劳动力总量的估算结果

虽然上述学者的结论差异巨大，所援引的数据等实证材料也各具特色、口径不一，但他们赖以立足的理论基础却是大体一致的：即都采用刘易斯本人所开发出来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作为分析的理论前提和立论的基本框架，所不同的主要是利用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来解释中国城乡二元劳动力市场发展演变的切入点有较大差异，因而会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

这种由同种理论框架入手分析同一经济现象得出迥然不同结论的现实似乎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某种警示，如果继续简单地遵从刘易斯二元经济学说的理论前提去分析“中国的刘易斯拐点”问题，无论其所援引的数据有多么新颖、计量方法有多么复杂，所得出的结论不外乎为上述两大类观点作一新增注脚而已。能否换一种理论基础来分析刘易斯拐点问题？能否通过理论基础对比分析的方式来更进一步地阐明刘易斯拐点发生、发展、演变的阶段及其原因？答案是肯定的。考虑到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虽然是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常见问题，但其背后体现的却是不同的劳动者群体利益变化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本文尝试从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的角度来分析刘易斯拐点难题，以期阐明一些单纯从刘易斯二元经济学模型角度难以觉察到的理论问题。

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节从“内生性”的角度讨论“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对劳动力市场发展“拐点”的预判；第二节比较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与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对拐点分析的具体差异；第三节是文章的小结。

一 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的“内生性”及其对劳动力市场发展“拐点”的预判

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主要见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的相关论述，其基本的理论逻辑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之后将必然产生资本对劳动力的相对或绝对排斥，因此引致了“相对过剩人口”，这些“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积累形成了随时可供现代资本主义部门雇用的“产业后备军”。对于这一“产业后备军”的形成机制，马克思有一句经典表述：“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1]如果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重新理解马克思对“产业后备军”形成机制的这段经典描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实际上是将他所在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业后备军”形成机制进行了“内生化”处理，并认为：“产业后备军”的主要来源——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2]马克思这句话实际上是要说明：产业后备军规模的变化既撇开了人口增长的外生因素的影响，又能够随时、足额地提供给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部门所需的劳动力，具有“内生性”再生产的特征。

从理论渊源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产业后备军理论模型的内生性特征是马克思在摒弃了把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作为产生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