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对分工的研究，一般聚焦于分工对生产效率的影响，其基本切入点则是沿着斯密的传统思路——探究分工与专业化的关系，因此，在这方面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1]

马克思同样关注分工对于生产效率的意义，但他是从人类劳动的社会性这一客观现实出发，跳出了孤立的“专业化”范畴，把视野扩展到了分工系统的连接环节。马克思发现，分工系统的关键因素是虽无形却有力的“协作”，因为协作创造着社会生产力，他认为分工效率之源泉正在于这种劳动之间的协作。与斯密的“专业化”范畴相比，“协作”范畴与人类所固有的社会属性高度契合，沿着“协作”思路，研究已经高度社会化、劳动联系空前紧密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理论高度显而易见。不仅如此，马克思把分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范畴，将分工放置于生产方式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加以具体剖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分工做了全面深刻的研究，甚至延伸到生产关系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以，马克思的分工理论已经不再局限于生产效率，而是一个以协作与生产效率的互动机制为基础，涵盖了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乃至于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学分工理论体系。这个历史主义的动态理论境界，是其他分工理论所未能达到的，也正好印证了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2]所以，研究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是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解释在全球化趋势中迅速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需要。

一 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

马克思提出，分工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的范畴”，^[3]“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4]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给予分工问题高度重视，不仅把分工水平当作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标志，更是把它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基本内容。这一点最具体、最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始终贯穿着“分工”范畴，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体系，实质就是另一个侧面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二 分工的演进及其规律研究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的马克思，批判蒲鲁东将分工看作一种单纯而抽象的范畴时说：“市场的大小和它的面貌赋予各个不同时代的分工的面貌和性质，单从一个‘分’字，从观念、范畴中是很难推论出来的。”^[5]

马克思分析的分工，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历史的分工形态。他是第一个对分工进行分类研究的人。

（一）历史地分析分工的类型

（1）自然分工。马克思将产生于生理基础上的劳动分工，称为自然分工。“在家庭内部，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6]

自然分工为偶然性的交换准备了发生条件，此时所交换的物质对象本质上还只是产品，因为交换所依赖的自然分工并不意味着各个生产者之间已经形成真正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劳动关系，劳动者之间本质上还处于相互独立、各自为政的无序状态。

（2）社会分工与工厂内部分工。与自然分工比较，以商品交换为前提条件和推动力的分工，本质上代表着生产者之间经过交易行为的长期磨合和推动，在交易中发现相对优势的基础上逐渐建立了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有序劳动联系，这种有序的劳动体系反过来强化交易活动使之趋于稳定，二者相互反哺，形成经济组织的内在演进机制。马克思把这种代表有序劳动关系的分工细分为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他把劳动的社会分工称作“第一类分工”，把工厂内部的分工称为“第二类分工”，他说：“第一类分工是社会劳动分成不同的劳动部门；第二类分工是在生产某个商品时发生的分工，因而不是社会内部的分工，而是同一个工厂内部的社会分工。”^[7]当然这种工厂内部分工的最初形式即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

对这两种不同类型分工的起源，马克思做了进一步分析，他说“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8]这种产品交换产生于不同家庭、氏族、公社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