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版时间:2014年10月 |
一百多年来,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始终是“经济学之谜”。近年,学者们对此提出的“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及其他资料公有加个人所有制论”“共同占有的社会所有制论”“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不分离的个人所有制论”以及“泛化的个人所有制论”均有需认真商榷之处。应当从时代发展的全面性、“个人所有制”内涵的全面性、原文译法的全面性、研究方法的全面性、实践过程的全面性出发,正确理解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所指的“个人所有制”,是与公有制紧密联系的、动态的、实践的“个人所有制”,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形成的局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消费品个人所有制”。我国已经具有实现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时空条件及实践条件,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重建个人所有制”。
如何解读被称为“马克思经济学之谜”的“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在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至今难以形成共识。认为马克思这个理论是指“重建个人生产资料所有制”“重建个人消费资料所有制”“重建劳动者自身劳动及产品的局部个人所有制”“重建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重建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及“重建劳动力的私人所有制”等都是颇具代表性的观点。甚至有的学者还认为马克思的“个人所有制”是“原始所有制下的个人所有制”,只不过“克服了原始经济形态下的个人所有制的不足,加进了新的内容”而已。[1]的确,自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七节中提出这一理论以来,已有143年之久。如果这一理论还不能有一个较明确的认识,不仅会对全面系统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留下学术空白,而且会影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实经济社会,特别是对全球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改革深化的指导作用。
一 “重建个人所有制”理论的历史审视
马克思提出“重建个人所有制”之后,杜林是第一个提出异议的。在杜林看来,马克思这个理论是难以理解的,“个人所有制”既是个人的又是公共的所有制,是一个“混沌世界”。并认为这种“个人所有制”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公有制”。恩格斯对杜林的这种看法进行了抨击,在其名著《反杜林论》中,他明确了“个人所有制”的内涵。“靠剥夺剥夺者而建立起来的状态,被称为以土地和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基础的个人所有制的恢复。对任何一个懂德语的人来说,这就是,公有制包括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包括产品即消费品。”[2]
对恩格斯的这段原话,以后的学者们均有不同理解。一个重要原因是原文的译法引起的歧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个人所有制”在现实经济社会中如何实现的问题难以解决。
一些学者认为,应将马克思“个人所有制”内容的这一段话的原译,即“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改译为“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协作和在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里的个人所有制,只有在社会化与生产力和与其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构成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能重新建立。[4]这里的关键在于“共同占有”及“公有制”的译法。一些学者,如苏伟(2009)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绝不是重建个人所有权,恰恰相反,就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言,马克思强调的是“共同占有”。这些学者的观点强调在社会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对其他资源及资料(主要是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
而另一些学者持不同看法。智效和(2009)认为,“重建个人所有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的,这与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公有制”或“公有制”,在实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从哲学意义讲,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对被资本主义否定了的个人所有制的肯定,是高层次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从经济上讲,社会个人所有制的所有者是“社会个人”,是全社会的劳动者作为无阶级差别的个人联合起来的共同占有,这是一种“新”的或“重新建立”的个人所有制。
刘锋(2009)根据他对德语、法语、日语、汉语译法的研究,认为马克思所指的“个人的所有”,有与土地等生产资料无法分开的“不可分离的所有”之意,即在表示“个人的私有”的同时,也表示生产者(=所有者)和生产手段的“原始性统一”“一体性”“不可分离的所有”。
许崇正(2009)认为,马克思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生产资料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其二是劳动力自由个人所有;其三是产品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其四是劳动者自由个人所有;其五是人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而这五大内容中,第一条是基础与前提,第二、三、四条是第一条的引申、展开与结果。由于生产资料已为自由人联合体所有,因而劳动者自由个人不仅对自己的劳动力也对自己的劳动具有所有权和占有权。
上述有代表性的观点,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前理论界研究“重建个人所有制”的最新成果,均有一定的真理性,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为“生产资料、消费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