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主要经济体都朝着金融化的方向加速发展，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向金融部门。从经济积累的角度来看：金融业的利润在总经济利润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同时非金融企业的收入中源于金融活动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这种金融化的经济模式，尽管带来了短暂的经济繁荣，却造成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最终加速了经济危机的到来。近年来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都跟经济金融化直接相关。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来探寻产生这种模式的深层次原因。

一 经济金融化原因一个简要的文献综述

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是对一种经济现象的描述，格莱塔·克瑞普纳的定义最能反映本质，他将金融化定义为一种经济积累模式：“利润的获取越来越多地通过金融渠道进行，代替了传统的商品生产和贸易渠道。”^［1］这就是说，经济中真实资本的积累越来越依赖于金融市场。近年来，金融化现象越来越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关注，其中有关金融化原因的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金融权势膨胀论。埃德温·狄更斯对世界经济金融化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做了历史性的描述，把金融化的主要驱动力概括为：金融机构政治影响力的重新崛起，以及金融精英势力的不断膨胀。^［2］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杜梅尼尔、列维和爱泼斯坦等人。金融资本权势的上升左右了一些政府决策和制度安排，从而放大了金融市场上具有破坏性的“羊群效应”，催生了金融泡沫。^［2］

第二，新自由主义体制论。詹姆斯·克罗蒂等人研究了韩国的金融危机，并认为韩国建立高度金融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体系的原因在于，金融管制遭受了持续的攻击。^［2］大卫·科茨也认为，“近几十年来推动金融化进程的直接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的重构”，^［3］但他觉得金融化更深刻的原因并不在此。

第三，投资回报下降论。格莱塔·克瑞普纳认为，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向的起源是20世纪70年代困扰企业获利能力的危机。正是由于劳工斗争和国际竞争的加剧，美国非金融企业的投资回报不断下降，从而资本从生产领域转移到金融市场。^［1］投资回报下降和实体经济增长停滞只不过是同一硬币的两个面，所以约翰·福斯特认为金融化源于资本主义经济停滞的趋势。^［4］

第四，资本主义阶段论。持此观点的人认为金融化是公司资本主义仍在继续的趋势，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大卫·科茨，他认为：“一旦进入公司资本主义阶段，人们不难发现在资本主义核心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金融化趋势”。^［3］

以上几种观点对经济金融化现象的产生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也存在某些局限性。比如，金融权势膨胀论正确地认识到了政治对经济的能动作用，但我们认为金融权势膨胀，更多的是金融化的一个表现或者结果。而用结果来解释原因，容易陷入逻辑上的混乱。新自由主义的思潮影响了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金融化趋势也因之得到了强化，虽然新自由主义体制论看到了放松管制对金融自由与繁荣发展的影响，但是没能发现金融化现象更深刻的原因。投资回报下降论虽然突破了金融化的表面原因，肯定了投资回报下降与金融化的联系，但对投资回报下降的解释仅限于劳工斗争和国际竞争，而没有进一步深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层面。资本主义阶段论看到了金融化是一定阶段的必然现象，但未认识到公司资本主义只是为金融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制度环境，也未能看到金融化现象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长期共存性。

上述几种理论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来解释经济金融化趋势的原因，对我们进一步解读金融化的根源大有启发。虽然有些学者部分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框架，但是这些理论解释缺乏深入分析，也没有统一的逻辑体系。本文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对经济金融化产生的根源做一个探讨。

二 社会分工需要的资本裂变与经济金融化

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引起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大分工出现的原动力都在于此。对前三次社会分工的划分学术界一致公认，分歧颇多是有关第四次社会分工出现的标志，有学者认为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5］也有人认为是科技业的兴起。比较流行的是把服务业的产生作为第四次社会分工出现的标志。而金融业就是在第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