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致上分为以沿袭早期西方左派、激进主义为代表的，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并将其方法论和研究建立在包括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以及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学理论进行研究的成果两大类。^[1]它们共同构成近30年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发展最迅速、成果最丰富的重要领域。^[2]这里的“西方的”主要是一个政治经济概念，而不是单纯地理上的概念。这些研究者本人可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展开科学研究。作为国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近30年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聚焦了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而国内外学者的直接沟通也为这些理论问题研究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相对应，近30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献表明，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是以英美学者为主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3]如何较好地归纳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新动向、新特征、学派演化和方法创新，是本文所关注的核心主题，我们将对此展开较为详尽的阐述。

一 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新动向

（一）融合范式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古典向新古典演化^[4]

这种方向以分析马克思主义为代表。分析马克思主义也叫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兴起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反映了西方学者的一种研究思路。^[5]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在价值取向方面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同时又是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信徒。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认为，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尽管其基本理论仍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来看，它显得很粗糙，至少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概念不清晰，论证不严谨；二是对社会历史问题只有宏观论述而缺少微观分析；三是它的一些理论或者已经过时或者是错误的。^[6]他们坚决反对自普列汉诺夫以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同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在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分歧。相反，他们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科学的理论就必须运用分析的方法对其进行重构、修正和补充。他们所说的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指以流行于西方国家的实证主义哲学为基础、以理性选择理论为基本教义、以数学形式化分析为特征的一种思维和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大量使用博弈论等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牛津大学的柯亨（G.A.Cohen）、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约翰·罗默（John E.Roemer）、芝加哥大学的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和威斯康星大学的赖特（Erikolin Wright）。

柯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种辩护》（1978）一书中，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进行了辩护。在该书中，作者坚持马克思关于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两种区分，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进行了功能性解释，并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说明，比如从人具有理性和自然环境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出发，说明生产力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等。

埃尔斯特的工作范围则仅限于方法论层而，他特别赞赏理性选择方法的使用和博弈论的应用，在《理解马克思》一书中，他对马克思的几乎所有论点都做了批判性分析，并力图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修正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

西方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主要的代表人物罗默认为，要解决很多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体系和数学形式化建模方法不仅是适当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在早期著作《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分析基础》（1981）中，罗默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进行了高度数学化的重建，尤其是讨论了阶级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然而，罗默最富争议的、也是反映了分析马克思主义流派所取得的最有突破性和最有创造力的成就之一的则是其《剥削与阶级的一般理论》（1982）。该书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受主流经济学寻找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的影响，罗默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等宏观社会现象的描述建立在个人微观动机的基础之上，在严格遵循了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