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豹隐（原名陈启修）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老一辈经济学家。在20世纪初期，他先后任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资本论》导师、黄埔军校的政治讲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师。在最早传播马克思经济学的先驱中，“五四”运动时期即有“南陈（豹隐）北李（大钊）”之称，冯玉祥泰山办学时期即有“南李（达）北陈（豹隐）”之谓。早年接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陈豹隐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坚持继承马克思经济理论，著述了多部经济学著作并是我国最早的《资本论》中文译本的翻译者。在一生研究工作中，他在继承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实际将马克思经济理论具体化、中国化，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商品及商品生产、价值及价值规律的研究方面，见解独特，为发展马克思经济理论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 陈豹隐商品理论的学术思想

1927年底至1929年底，陈豹隐东渡日本，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发愤著述。除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外，还出版了《新经济学》《经济现象的体系》《财政学总论》等百万字的著作。这一时期，他已打下了很好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并达到了很高的学术造诣。当时的中国经济十分落后，但在西方发达国家及苏俄的影响下，商品经济及其理论伴随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治开始引起了陈豹隐及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关注。由李大钊最初筹划、陈豹隐为首届执行部理事的丙辰学社通过“研究真理、昌明学术、交换智识、促进文化”，不仅向中国民众介绍欧美、苏俄的文化政治，还介绍其商品社会的状况。陈豹隐在丙辰学社社刊《学艺》杂志上发表的《欧洲大联邦国论》等论文产生了积极的社会作用。

“五四”运动对陈豹隐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时他开始着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北京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概论，阐述以商品为社会细胞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终趋势，引导学生系统学习《资本论》，从而通过对商品理论及由商品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关注力图解决当时中国经济社会的现实问题。陈豹隐还与李大钊合作，讲授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及其他国家的工人运动及当时中国劳工的状况，联系实际剖析商品及商品社会关系，深受学生及其他听众的欢迎。在中国共产党还未成立的1920年，陈豹隐能理论联系实际，阐述商品及商品社会问题，从而传播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实属不易。当然，也正是陈豹隐等人在北京大学传播、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使北京大学更加著名。以致著名学者周培源说：“我认为一所大学办得好与不好，其水平如何？它的决定因素或根本标志之一乃是这所大学的教师阵容。教师是学校的主体，古今中外绝无例外，北京大学在过去曾集中过一批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象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陈豹隐（陈启修）……，就是其中的代表，所以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内最高学府之一。”^［1］陈豹隐在1925年至1926年，已开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广泛地向社会传播，积极向工人、农民、军人宣讲。例如，他与恽代英等人作为黄埔军校政治讲师，名列政治教官前列。^[1]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6期的“授课情形：中国财政经济状况4小时，经济常识18小时，苏俄状况18小时”。^[2]大众热烈欢迎邀请他演说，“5月5日工农两大会举行马克思108周年联合纪念大会。到二千余人，会场高呼‘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高唱国际歌，并请陈豹隐（陈启修）、郭沫若等演说”。^[3]

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了陈豹隐翻译的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主要内容为《资本论》第一篇《商品与货币》。这成为陈豹隐继承马克思商品理论及发展马克思商品理论的重要里程碑并是已知最早的《资本论》中译本。这个中译本的内容——商品与货币，是最难理解及最难翻译的。但通过他的努力，在当时中国工业处于初创时期，商品经济及商品尚不发达而不被关注之时，该书无疑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陈豹隐在商品理论方面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并成功地成为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最早的中国学者，这与他在早年翻译日本著名学者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所受到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陈豹隐对河上肇评论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