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约瑟难题的经济学引申

1976年，在为纪念范德比尔特大学的经济学家Nicholas Georgescu-Reogen而写的一篇纪念性论文中，Boulding一句偶然的归纳使今天为学界所热烈讨论和关注的“李约瑟难题”得以正式命名。自此，这一问题便时时萦绕于中外学人心中。实际上如以16世纪为思考的起点，该问题延续到今天已逾5个多世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这一问题再次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日渐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启发性的问题。学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早已超出将之视为一个中西方科技发展史比较研究的狭窄范围，而将研究视域扩展至一个囊括中西方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长远发展模式的宏大命题；那些主张采用更长的时间来看待社会发展趋势的学者，更试图在东亚（中国）现代早期的贫弱与今天的复兴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历史联系。^［1］

“李约瑟难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其一，李约瑟本人在《中国科学技术史》（1954）的序言和第一章中分别有两种表述。在序言中，李约瑟写道：“中国的科学为什么会长期大致停留在经验阶段，并且只有原始型和中古型的理论？……并在公元3世纪到13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科学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在第一章中，难题被表述为这样一段话：“为什么现代科学，亦即经得起全世界的考验、并得到合理的普遍赞扬的伽利略、哈维、凡萨里乌斯、格斯纳、牛顿的传统——这一传统肯定会成为统一的世界大家庭理论基础——是在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发展起来，而不是在中国或亚洲其他任何地方得到发展呢？”其二，中国学者刘钝、王扬宗在《大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将“李约瑟难题”表述为：“为什么在公元1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实践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有成就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其三，中国学者文贯中在《中国传统科学——一种比较的观点》的引言中，将该问题表述为：“第一，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或印度文化呢？第二，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

在李约瑟对问题的直接表述中并没有直接提到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在中国的成长和发展等内容，但结合他与王亚南在1943年的两次晤谈中向王亚南所提的问题，可以合理地推测，李约瑟本人也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很难单纯地在科学范畴内得到解释，而必须在不同历史背景下从多个方面特别是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入手。所以，他在1983年完稿的《中国与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曾把他所提的难题转换为经济学方面的问题：“直截了当地说，无论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商业的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因着手。”他认为，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和封建社会的衰亡，近代科学、改革运动及文艺复兴都是不可想象的（张兴国、张兴祥，2003）。显然，对“李约瑟难题”的解答，已难以从该难题本身的自然科学方面得到结论，还必须从社会科学方面，特别是经济科学方面寻找答案。这一点不仅李约瑟本人有所认识，我们也认为是合乎科学逻辑的。因为，第一，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科学是推动社会生产的重要力量。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生产力里面有科学。而到了现代，邓小平更将科学看成推动社会生产的第一要素，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因此，科学技术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的。第二，从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在漫长的过程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科学从未分家，只是到了近代，为了便于研究，各学科才有了分门别类的人为划分。但按照学科发展的自然逻辑，它们都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共同反映和揭示作为整体的经济社会、人类思维及自然界的统一世界的规律的。第三，经济学研究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帝国主义化”。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没有广泛的领域探索，如制度探索、道德伦理探索，特别是科学技术探索，是难以支持经济学理论大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