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迪先是中国著名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开始，彭迪先开始致力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一生著述以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解剖西方现代经济学说的源流脉络，纠正经济理论界的歧见，弘扬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精神为主旨，为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为启示当代及未来建立中国经济学做出了卓越贡献。

一 正本清源：经济学理论的卓越贡献

经济学理论是人们认识经济现象及经济规律的知识体系。经济学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在于它本身是否是一种正确的认识。早在20世纪30年代，彭迪先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经济系本科及研究院留学期间，就十分注重对经济理论的正确阐释及运用，并十分关心经济学界的动态。在当时，世界许多国家对西方流行的边际效用学说十分推崇，但许多人并不了解其来龙去脉，也就无法辨识其真理性。彭迪先对西方理论做了认真解构之后，很快将日本学者波多野鼎所著的《现代经济学论》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对当时的西方经济理论进行的系统剖析，使人们耳目一新，产生了强烈反响。通过彭迪先的推介工作，理论界认识到，西方经济学由门格尔奠定了主观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后经庞巴多维克的发展达到高峰，经克拉克及马歇尔加以折中后，形成了客观主义经济学的雏形，继而再由卡塞尔等人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客观主义经济学框架，从而为了解西方经济学的源流打下了一个重要基础。

20世纪30年代末，彭迪先《实用经济学大纲》一书由生活书店出版。该书主要针对当时学界和社会广泛推崇西方经济理论特别是奥国学派理论到极端的不正常现象而著。该书除了剖析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经济现象并介绍了当时社会出现的“金融机构”和“国际金融机构”之外，还介绍了资本主义的产业统制、股份、公司、垄断的形式等内容。特别重要的是，在学界对各种经济所得观莫衷一是之时，该书从对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开始，阐明了资本的周转和增殖，阐明了平均利润及地租，着重说明了流通过程不能产生利润，澄清了一些人在这些问题上的误解。彭迪先还提出“基本所得”及“派生所得”两个概念，认为工资、利息、股息、地租皆属“基本所得”。契约基础上由各种途径产生的所得，如公务人员薪资、自由职业者的收入等均属“派生所得”，一种派生所得还会产生新的派生所得。而一切所得将向消费市场、金融市场和租税流动。而租税反过来又会通过人事和物品费用再流向金融、消费资料及生产资料市场。

为了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明确指出当时的一些学者不注重资本主义社会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隐藏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弊端，彭迪先在20世纪40年代先后发表的《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和《评奥国学派经济学》两篇论文，既肯定了古典学派的贡献，又指出了历史学派的理论缺陷以及奥国学派方法论的谬误等，使西方经济理论的原貌能清楚地呈现给人们。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经济成为当时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但面临多种困境。因此，1931～1932年，学界针对这时候封建社会崩溃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影响农业结构发生质变的经济现象，展开了一场中国社会史的论战。1935年又兴起了一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当时存在两种理论观点：其一，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社会已占优势”；其二，认为中国仍是纯粹的封建社会。彭迪先认为，出现这些理论分歧及混乱，在于许多人不具备经济史的基本知识。为此，他于20世纪40年代初，出版了论著《世界经济史纲》。该书尽管历经磨难于1948年5月正式在香港出版，但在整个40年代已产生积极影响。该书首先评价了前人的各种历史观；^[1]其次全面翔实地将外国经济史和现代世界经济结合起来，论述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古代奴隶社会、中世纪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史；最后，根据史实及数据，阐明了各国特别是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及特殊性，阐述了它们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概括了它们发展的变异及差别。

在长期的经济理论研究过程中，彭迪先以求实的态度，特别注重基本理论的正本清源。早在20世纪30年代，不少学者对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提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产生了不同看法，一些学者将其理解为一种不同于一般社会发展形态中任何一种形态的特殊形态，并着眼于从东亚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