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一）社会心态需要良性引导

中国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伴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等各个方面的转变，不仅仅是原有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经受改变，人们固有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也受到极大冲击。处在这种特定的转型期，社会各个方面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而民众也难免会在巨大的压力之下显得无所适从而表现出不满、非理性以及紧张焦虑的反应。出于社会适应的需要，民众亟须通过一定途径进行自我确认。

在社会分层日趋多元化和碎片化的今天，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及其各自之间的关系也愈加复杂，原本界限清晰的社会二元结构转换为三元结构，社会边缘群体成为一个庞大的新型族群。城乡差距缩小的同时，各种问题也渐渐凸显。民众心理失衡无助，对社会公平感到失望。通过社会比较，民众难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产生消极情绪。这些愤怒、怨恨或者不满情绪一旦弥散，将对社会健康发展产生极大的阻碍。作为重要的社会意识，社会心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未来的走向和发展，所以我们有责任营造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

一个健康的社会环境需要积极的社会心态进行引导。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学界对积极情绪的关注和研究，以及社会大众对幸福以及幸福感的重视和讨论都说明了积极的社会心态是时代所需。幸福感作为衡量社会个体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幸福“是什么”的理解，从不同角度出发，会得到不同的答案，而这些不同的认识可概括为以下三种：①以外界标准界定的幸福；②以内在情绪体验为标准界定的幸福；③以个体的主观判断为标准界定的幸福，即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 Being，SWB）。近些年来，人们将对幸福的追逐上升到实证科学的高度，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使得这一古老主题焕发了新的光彩。著名心理学家塞利格曼指出，积极心理学就是要“理解和帮助人们获得幸福和主观幸福感”。个人幸福感与个人需要的满足息息相关，当个人需要与预期相符时，幸福感就会油然而生。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安全和感情的需要通过外部条件就可以满足，所以它们往往与物质利益的满足相关，而尊重和自我实现则需要通过内化而满足，需要个人充分发挥潜能，以达到预期目的。这些大多由心理因素决定，幸福感主要与精神世界的满足相挂钩，它是个体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和情感体验，也是对个体状态考察的重要衡量参数。

积极情绪会带来积极的心理感受。对公民幸福感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不同社会变量——如收入、公平、教育水平等——影响下，国家间的公民幸福感水平差异很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对幸福所保持的不同信念也有着非常明显的影响。之前有研究表明，不同文化背景下个体的受欢迎程度与幸福感水平呈相关性，人们在受到不同文化影响之后，会表现出对幸福外在的、明显的和内在的、隐蔽的两个维度产生不同程度的侧重。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现在的社会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拐点，在这个拐点上一旦要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那么就需要一种健康的心态和正确的理念进行指导和牵引。这个时候，在整个社会中营造一种积极的氛围是很有必要的。建设一个积极中国、幸福中国，对于深化改革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助推力。把公民的幸福放在首位，那么就有利于政府对目前民众关注的民生、贫富差距、腐败、公平等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从而从民众角度出发制定相应政策，这样谋福祉的服务才称得上是民本位。民众幸福感一旦提升，不但可以改善自身的生活满意度，同时作为深度改革中对政府的评价主体，公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也会有大幅提升。这种社会心态从理论出发，致力于整个社会行为的改变，从而一步步实现整个社会的良性转型。

（二）媒体角色需要良性引导

正确的信息和观念传播在社会心态的巩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今媒体已不仅仅承担着单一的宣传作用，而是成为了一种关键的文化塑造手段。不同的媒体传播途径，应该坚持客观公正的原则，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用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来引导正确的信息和观念传播。

不论是出于社会焦虑的逼迫，还是出于归属认同的需要，民众对各种信息极度渴望，而出于这种渴望，民众在各种信息面前无法保持冷静。现在，每天都有大量信息通过各种不同的媒体途径进行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