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民大规模由乡村流入城市。受城乡二元壁垒的影响，农民工正在成为一个人数将近两亿的特殊群体。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释放，这一群体呈逐年扩大之势。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人口集中流入地，外来人口已经集聚成相当大的规模。2000年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年均增长70万。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069.3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有773.8万人，占总数的37.4%。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广大外来人口在工作、居住和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与本地人口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并呈现出其自身独特的特征。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农民工仍然是被排斥的社会边缘的一群人。首先，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是被局限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一群人。相对于西方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性分割而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受制度因素影响，表现为一种制度性分割（杜鹰、白南生，1997），即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与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制度性限制与歧视使得他们无法与城市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平等竞争。其次，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对原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在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方面农民工仍然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基本被排斥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范围之外（Zhang，2001；Solinger，1999；李强，2004；卢晖临，2011）。再次，由于经济和社会身份的巨大差异，加之相互之间的不了解，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之间总是保持一种冷漠与疏离的生存状态（杨善华，2004），不少城市人仍然用歧视性眼光看待农民工。综合以上因素，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仅如此，农民工对于其处境和利益一致性的主观体认也在不断增强。近年来，各种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民间组织开始建立（如北京的“工友之家”），各种表达农民工观点的“打工文学”开始流行。2004年以来，“天下打工是一家”、“打工打工最光荣”等农民工自己创作和演唱的歌曲成为北京各大建筑工地上最受欢迎的保留曲目，同时，在声势浩大的“讨薪”民工队伍中，“权利”等词语迅速流行。所有这些，都是农民工主体意识逐渐形成的前奏。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变得尤其突出。农民工的经济活动和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与北京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自我认同、现实与期望之间的落差等问题今后将进一步发展，并将日益尖锐地向现行户籍制度及其附属的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等各项制度提出挑战。

与深圳和珠三角等制造业发达的地区不同，在北京、上海这些农民工最早流入并大规模集聚的特大城市，由于城市功能发达产生的对于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巨大需求，导致流动人口家庭化移民特征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本报告将研究焦点对准那些在北京有一定根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仅考察他们在城市中的工作情况，而且全面考察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情况：居住、社交、娱乐、子女教育等。在此基础上，描述和概括他们社会适应（社会融入/城市融入）的不同状态和特征。

一 “农二代”社会适应状况、特点与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农民工群体内部构成与特征的变化使得学者们意识到这将给该群体本身和社会带来新的问题与影响。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和讨论大多停留在人口特征方面的描述，并没有对这一新出现的群体的行为模式、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深入探讨。而且，既有研究关于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宏观视角入手考察该群体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与影响，很少有研究从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来探究这一群体的特点。本报告以“农民工二代”群体为重点，据估计，这个群体的规模在北京已经以数十万计。我们自然可以将他们看做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一个子群体，他们的身上带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很多特点，但是由于他们的童年或少年社会化基本上是在城市完成，也发展出一些独特的行为特征和情感价值倾向。与老一代农民工和一般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农民工二代”在社会适应方面有着更充裕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因而会比前者进入更深的社会适应阶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