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本文旨在探讨贵州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贵州房地产开发投资得到了快速发展，在经济中的地位日趋重要。1986年贵州房地产开发投资为0.61亿元，2013年增加到1942.03亿元，复合增长率34.8%，增长速度位居全国前列；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86年的0.44%增加到2013年的24.25%。由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国民经济诸多部门关联度高，特别是城镇化离不开房地产开发投资，准确把握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落实贵州省“三化同步、两加一推”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首先分析了房地产开发投资对地区经济的贡献，然后采用计量经济学中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利用1990～2012年贵州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2008年之后贵州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快速增加；经济增长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的Granger原因。

与相关文献相比，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一是弥补对贵州相关研究的不足，贵州的房地产市场，特别是贵阳大盘，引起了国内媒体的高度关注，学界对此尚没有严谨的研究，本文希望从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视角来弥补这一缺失。二是以更长的时间跨度来研究这一问题，使结论更具说服力。本文数据时间跨度23年（1990～2012年），除短于张清勇、郑环环的25年（1985～2009年）外，^[1]长于国内其他类似研究；但张清勇、郑环环研究的是住宅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本文后续内容安排如下，首先对相关文献进行评析；其次对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进行说明，并对数据进行相关处理；再次是分析结果及对结果的讨论；最后是结论及建议。

二 文献评析

国内外研究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较为丰富。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看，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基于投入产出法和要素贡献分解法分析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刘水杏利用投入产出模型得出了我国房地产投资的总带动效应系数为1.42，与发达国家较为接近。^[2]刘洪玉、张红利用要素分解法得出1998～2001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4.3%。^[3]

刘琳认为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直接贡献，即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间接贡献，即房地产开发投资带动关联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三是引致消费贡献，即房地产开发投资通过拉动消费进而引起的经济增长。^[4]1998～2005年，三者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分别是9.1%、9.5%和3.89%。

黄忠华等利用1997～2006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房地产开发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小。^[5]

第二类是基于计量经济学模型分析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

Green、Coulson和Kim、Wen都发现住宅投资是GDP的Granger成因。^[6]Gauger和Snyder用1959～1999年的季度数据验证了Green、Coulson和Kim的结论。^[7]Ghent和Owyang用美国51个大城市的数据，以施工许可作为住宅投资的代理变量，得出了与Green、Coulson和Kim相同的结论。^[8]美国的研究表明，住宅投资的增长导致了GDP增长。然而，有关其他国家的研究得出了与美国不一致的结论。

Kim参照Green的研究，发现韩国的住宅投资与GDP增长的关系与美国相反，即GDP的增长带动了住宅投资的增长；^[9]Walentin和Sellin也发现瑞典住宅投资与产出之间的因果关系与美国相反。^[10]IMF讨论住宅部门对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国和美国18个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作用，发现多数国家的住宅投资增长导致经济增长，但德国、意大利、芬兰、瑞典和挪威的情况并非如此。^[11]

研究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主要有郑思齐，皮舜、武康平，沈悦、刘洪玉，黄忠华等，张清勇、郑环环，^[12]主要结论是经济增长是房地产开发投资（或住宅投资）增长的Granger原因，皮舜、武康平及黄忠华等研究表明房地产开发投资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13]

上述文献表明，不同国家房地产开发投资（或住宅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不完全相同；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区域，两者的关系也存在差异。目前，尚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