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共忧：城市大遗址传播的文化迷途

全球的城市化浪潮将“城市”与“文化遗产”两个命题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大遗址是近年来我国的文物工作者根据我国文物保护的实际工作和我国文化遗产的特征归纳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它专指文化遗产中规模大、文化价值特别突出的古代文化遗址……2009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2300多处，其中大约有十分之一是大型古代城市遗址”。^[1]为推动大遗址保护工作，加强对城市大遗址的保护，2010年国家文物局公布首批十二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包括北京的圆明园考古遗址公园、四川的金沙考古遗址公园以及陕西大明宫考古遗址公园等。考古遗址公园是连接城市历史与现实的中介，是文化传承的符号。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47项，位居世界第二。^[2]而与之极不相称的当代图景是：一方面是大遗址成为割裂于城市文化中心的孤岛甚至是弃儿，另一方面是雷同的当代建筑正解构着大遗址的传统文化空间，代表性文化遗迹消亡，城市形象正在走向“千城一面”的困境，城市文化空间出现“失忆”与“裂痕”。

1.大遗址空间与城市空间在建设层面存在断裂

长期以来，城市遗址在精神层面被归结为历史与传统，在现实的管理层面往往被归结为文物。某种程度上，大遗址不仅不能融入城市文化之中，不能发挥其塑造城市文化形象的应有作用，反而成为被束之高阁的城市“孤岛”，甚至一度沦为“脏乱差”的代名词，成为城市形象塑造的“反向”指标——哪里有文物哪里就“脏乱差”。^[3]整治前的大明宫遗址群就是西安面积最大的棚户区之一，历史上曾是逃难西安灾民的栖息地。而历经1860年和1900年两次劫难的圆明园遗址在新中国成立后曾经进驻过数十个生产队，成为农民、无职业者、流浪者等多元群体的混居空间。现在的海淀“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区域总面积68.5平方公里，与北京旧城面积62.5平方公里基本相当，包括现在的圆明园、颐和园、香山公园、北京植物园以及海淀公园等区域，是全国文物古迹最集中的地区之一，现存文物点100多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围墙里珍宝无数，对应的却是围墙外“第三世界”。区域周边至今还环绕着40个自然村落，占地面积442公顷，涉及居民4万人，环境状况不佳。这种环境风貌反差鲜明，产业形态简单落后，以出租房屋的“瓦片经济”为主，与近在咫尺的中关村国家级科技创新基地反差极大。长期以来，大明宫和圆明园等遗址都曾被城市建设所抛弃，“历史空间”不能很好地融入“当代空间”，文化遗址不能促进当代的城市建设反而成为其沉重的历史包袱。

2.大遗址空间与城市空间存在文化层面的断裂

与遗址建设的荒废相对应，历史上“正向”文化空间正在现实中转为“负向”，与城市形象渐行渐远。20世纪80年代的圆明园成为自由艺术家的集聚地，“轰动一时”的圆明园画家村是文化空间放任的结果。改造前的大明宫、曲江新区都远离城市文化中心，是“下等”“低俗”“贫困文化”的代名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二元”断裂不仅存在于大遗址的改造之前，在改造之后如何融入城市尤其是周边的文化空间也非常重要。现实图景往往是“墙里”“墙外”差距明显，甚至有天壤之别，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周边即是新天地商业一条街。与此类似，贵州“遵义会址”之侧也是商业街，遗址的文化空间正在被“后现代”以及商业现实重新解构。新旧文化空间如何相互融入，而非“混搭”，成为城市建设的关键点。

3.大遗址空间与城市空间存在产业层面的断裂

对于传统文化遗产，长期以来的产业定位主要是旅游——院墙修起，小旗挥起，票子点起。“遗产”成景点、票务经济占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一方面往往形成旺季人山人海，人流量趋于饱和；另一方面，游客所受到的城市文化的滋养以及对城市面貌的认知，随着人数的增加反而越来越少。传统景区的经济效应提升出现瓶颈，成为当下历史遗产所依托的传统旅游模式面临的两难困境。传统景区不能与围墙外面的城市空间交融，遗址成为围墙里的“死”文化，没有活力和生机，更不能真正打动人心。在管理层面，同一地区的历史遗迹隶属不同的部门管辖，文化空间被人为割裂，不能做到整体的创新与规划。传统文化景区亟须转型发展